4月5日，开信(北京)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信数据”)发布2016年3月中国出版业采购经理指数（P-PMI）。数据显示，3月中国出版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7%，环比上升10个百分点，表明出版业业务活动由下降转为上升，市场呈现回升势头。开信数据预计4月份企业出版、发行等业务活动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与新闻出版业直接相关的内容有八个方面，与新闻出版直接相关的工程有“一大三小”。

出版业的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然而出版领域究竟包括哪些数据？如何采集？不同的数据又指向何种应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出版业大数据建设与应用的关键。

电子书销量下滑给传统图书出版业带来曙光，美国书店的销量均以个位数或两位数的比例在强势增长，这对传统出版业来说则是个好兆头。

出版行业出现至今已经超过400年了。在英国，400多年之前第一本出版物发行的时候是1634年，当时在位的是查尔斯一世，不过很快就被迫退位了。从那时至今，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段时间内，这个关键行业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进入2016年，新经典文化公司的编辑们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动：各个事业部将面临“解散”。新年就下岗？当然不是，他们要迎来的是“古老”图书出版行业的一次创新。

纽约大学的教授Scott Galloway在2016数字图书世界大会上“四大骑士”的讲话中是这么描述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的，“这是这些人的世界。我们只是身处其中，在他们那里买东西而已。”Galloway说，这四家公司正在攻占世界，而且还将继续瓦解出版业的生态系统。

图书是非常好的文化载体，通过这个载体能够创造好的交流平台，以达到宣传中华文化的目的。”乔玢告诉记者，在做好版权贸易的同时，北京出版集团还积极尝试从图书走出去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转型。

最近电子书销售额的下滑让一些出版业人士表示数字出版革命已经结束。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结束，不过仅仅是电子书及在线工具对出版业产生冲击的开始的结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转型的下一波浪潮——以数字收集的数据为基础，让作家和出版商能够从独特的视角来了解读者和观众。

记者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获悉，北京市提升出版业传播力奖励扶持专项资金近日设立，相应管理办法已经出台。2016年，北京市政府将拿出3000万元财政资金扶持出版业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是目前的热词，对于出版业来讲，同样也存在如何从供给角度来深化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要做好出版业供给侧改革这篇文章，关键是要提高出版物的编辑含量。

开信（北京）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信数据”）发布2016年2月中国出版业采购经理指数（简称P-PMI）。数据显示，2月的P-PMI为41.7%，环比回落7.8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春节因素对图书出版业影响继续显现。

近些年，国际书展上有了更多的中国面孔，国外文化产品里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世界话语体系中有了更多的中国声音。这些变化与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密切相关，但文化体制改革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根据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起草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种种迹象无不表明阅读的重要性，但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汹涌而至，移动互联技术的突飞猛进、阅读方式的改变都在冲击着传统出版业的发展。

认识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常态，准确把握出版业发展新常态，对新闻出版业制定“十三五”规划、制定发展战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出版业应该努力优化结构，实现向数字出版转型，应该把建立创新驱动机制放到出版工作的核心位置，使创新成为出版人的内在追求。

出版是一项文化活动，而不是让各个公司挣钱的过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就是说，我们很少讨论或是很少在不谈金钱和图书销售的情况下写有关出版的文章。

书籍作为建筑之外的另一种保存历史的显性物质形态，承担了传播历史和文化的职责。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阅读分流，书籍对大众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书籍的功能性已然被拓宽，除了阅读之外，书籍作为收藏、艺术品的附加值正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出版业除保持总量持续增长外，尚存在一些新的趋势，值得在制定、实施“十三五”规划时参考、借鉴，引为重视。

在我国出版界，数字出版概念提出已经十年，但理论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关系处理、实践中二者的融合发展并不理想，结合历史考量对出版业进行现实关照已变得迫在眉睫。

Galloway教授是2016数字图书世界大会+博览会的演讲者之一，他将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四骑士”——亚马逊、苹果公司、Facebook和谷歌——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