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以500元创村办工厂起步,到如今年营业额超过10亿。 30多年间,岁月飞逝,四季枯荣,当大多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早出道的企业家们或隐居幕后、或败走麦城、或改弦易辙……界龙集团董事长费钧德,却在30余年的印刷包装界生涯中,马不停蹄、步步为营,凭借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和灵活多变的企业战略,让界龙集团每年保持稳定增长,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印刷包装界的“常青树”。
500元起步
费钧德出生在浦东川沙镇界龙村(原川沙县)。1962年,费钧德初中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尽管父亲支持,费钧德自己也一心想读书,但由于出身“富农”,学校不接“成分高”的学生,加之家庭并不富有,费钧德离开了学校。
“中国地大物丰。”教科书中的话原本一直记在费钧德心里。但在生产劳动中,他对此产生质疑——其实中国地并不大,物也不丰。在人稠地稀的江南,面对农村劳动力极度过剩的现实,他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农村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更广阔的舞台?
办工业,农业人口可以转变为工业人口。1966年,20岁的费钧德向村书记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并介绍了自己听到外面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村书记认可了这个年青人,并派了一位生产队长和费钧德一起搞界龙村的工业。
“城里的马路上都是钱。”花2毛钱住在南京东路上旅馆里,那些希望办工厂赚钱的人们憧憬着未来。费钧德和屋里的人聊了起来,这里是一群和费钧德有相同志向的人,都希望兴办工业。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之后,加之多年酝酿,费钧德毅然决定办一个小“五金加工厂”。
做别人不愿做或做不了的,费钧德看到了这个市场空间。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五金产品都是批量生产,一些小批量或是特殊定制的零件没有人做。于是,费钧德和生产队长购买了两台旧的车床,生产非标准的铜零件。没想到由于不懂技术,买来的车床有故障不能用,之后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其修好。
1968年春天,挂靠在村修配站的小五金加工厂办了起来,第一单生意是生产台灯开关,加工一个一分钱。一天可以做1万6千个,收入160块钱,这在当时可以买到2000斤小麦。紧接着,费钧德又接来一单生意,航空指示灯的插销……在费钧德的精心打理下,五金厂生意红红火火。但好景不长,由于生意好,时隔不久,“费钧德赚大钱”的消息就不胫而走,有人向公社举报了五金厂,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五金厂被停工,费钧德下放劳动。二个月后,按照当时政策,村里改派贫下中农子女去经营五金厂。然而,没有了费钧德的五金厂经营不利,濒临破产。
再度上阵
在费钧德从五金厂下放劳动的第二年,生产大队领导看到五金厂办不下去了,于是找到费钧德,请他出山,继续经营五金厂。很快,费钧德再次表现出了过人的商业天份,在他的经营下,五金厂起死回生,营业额很快突破5万元。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各种类型的“运动”,小工厂经常成为“整顿”目标。
但是,艰难的世道,却每每成为费钧德带领五金厂扩张的契机。每一次“运动”,都等于为五金厂做一次“广告”,五金厂干部出名了,更多的生意来了,五金厂设备增加了,工人增多了,业务日渐壮大。1971年,费钧德领导下的五金厂,年营业额已经达到10万元。此时的费钧德意识到,小五金厂毕竟发展空间有限,业务不可能做得更大。费钧德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1973年的春节,界龙村召开了座谈会,费钧德发现,登记薄上面,有12人来自市区里面的印刷厂。12人里面,有搞设备管理的,有搞技术的,有业务员。于是,费钧德萌生出创办印刷厂的想法,他的想法与大家一拍即合。
困难比大家预想的还要多,第一步是要登记报批,由于印刷行业的特殊性,一家村办企业要做印刷,难度可想而知。不过,经费钧德多方奔走,最终还是批了下来。
接下来是买设备。“想都不要想,我们设备是要‘部批’(轻工业部批文)的。”在买印刷机的过程中,设备供应厂商对费钧德和他们的村办企业不屑一顾。
不过,困难并没有阻碍费钧德前进的步伐。几经周折,在盖了十几个公章之后,他们买到了两台上海人民印刷二厂的两台二手小印刷机。1973年10月份,印刷设备投产。
做国有企业不愿做的。沿循一贯思路,费钧德很快找到了市场。第一单生意是“666药粉袋”的说明,100多万个,加工费一个一厘钱,共1000多块钱。正是从这单生意开始,费钧德进入印刷业,为日后带动和引领了浦东印刷业的发展开了头、起了步。
初试锋芒
费钧德进入上海印刷业之初,轻工系统以上海人民包装印刷集团为主、上海出版局的书刊印刷系统以上海印刷集团为主的两大印刷集团主宰上海印刷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但费钧德发现,外贸出口包装没有相应的服务商,很多商机都丢失了。由于外贸包装批量小、交付急,要求高,两大印刷集团均不愿意接外贸出口的生意。范钧德通过外贸出口部门的手帕科了解到,通常中国制造的手帕都是打成大包卖往国外,而外国人只要接货之后,每条分盒包装,即可获得高于国内出口价数倍的收益。
范钧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在成功做成了外贸部“洗涂说明”的单子后,开始试制包装盒。几个月后,在德国人“OK”声中,费钧德接到了阿道夫公司4万个手帕包装盒的单子,每个3角钱。经此一役,费钧德领导下的印刷厂留下了好口碑,接着又承接了许多国内出口手帕包装生意。大约在半年后,上海外贸局上报了费钧德企业的情况,“乡镇企业通过手帕包装多创了22万美金的外汇。”消息被广泛转载,费钧德领导下的企业名声远播,引起了外贸部包装局和中国服装进出口总公司的重视,领导亲临工厂视察,费钧德顺势向领导提出购买印刷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设备更新了,企业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彼时,改革开放让费钧德面临更好的机遇,成就了企业此后的快速扩张。令人感叹的是,时隔30年,费钧德当年创办的手帕包装业务,如今仍在正常运行,只不过情形已今非昔比,当年的简陋设备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当今国际一流的设备。
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并解决融资难题,费钧德下定决心介入资本市场,大胆上市,向公众募集资金。1992年下半年,界龙向市里提出上市申请,市里表示支持,并将此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第2年10月批文下达,界龙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赢得了“中国农村第一股”的美誉。
战胜危机
上市之初,界龙实业规模并不算大,总共5000万元的资本,其中有1800万元为募集资金,法人股占1/3,剩下的2/3,即1200万元属于自然股。但在上市之后,界龙实业开始了急速扩张,先后投入2亿元用于多元发展。由于1994年开始,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加上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界龙海外业务急速滑坡,不少投资企业利润下降。
祸不单行,一些合资企业也出现了危机。上海界龙和摩亚共同投资商业表格公司,原本计划打造成国内最大商业表格印刷企业,但最终,摩亚方以不熟悉市场为由,单方撤走资金。
此外,一位部门经理担保了3000万元坏帐后跑掉,一位投资经理投资损失2000万元,一系列的危机迎面而来。于是,原本稳步前进的界龙实业,1999年首次出现了亏损。
面对危机,费钧德带领领导班子进行深刻反思:对大环境的认识和预见不足、对多元投资风险估计不足,以及技术、人才与管理滞后是危机产生的主观原因。围绕问题,费钧德提出了加强自主技术研发、建立严密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等措施,并制定出企业长远发展战略,聘请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走上了公司的领导岗位。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费钧德投资更加稳健,围绕印刷主业,界龙先后扩充了制版、彩印企业的规模,开发了印刷器材项目,形成了完整的包装印刷产业链,并将此前经营的浦东川沙的房地产项目逐步转变为参股形式,以便集中力量抓好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2002年、2003年、2004年,公司利润同比增长为18%、56%、35%,界龙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成功之道
作为一手缔造界龙集团的元老,费钧德终日为企业忙碌,经常在半夜醒来,思考企业的发展问题。
30年前,浦东川沙还是一片不毛之地,30年后,这里却高楼林立。30多年前开浦东印刷行业先河的费钧德,30年后仍在引领浦东印刷行业发展,2004年,浦东印刷行业的年产值超过50亿。而费钧德当年做“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生意理念,如今变为“做其它企业做不了的生意”。“差异化”是界龙制胜的法宝。
在概括企业的发展时,费钧德将企业发展划分为四阶段。1968-1977年,游击战争阶段;1978-1990年,改革开放中企业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9年,企业快速扩张,形成规模阶段;2000-2005,企业稳步发展,技术产业升级阶段。
而沿袭四个阶段的发展,费钧德个人对企业发展思路的探索也日渐清晰。从创业阶段寻找市场到发展阶段市场目标专一;再到投资多元,规模制胜;发展至今,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附加值。
事实上,在上述四阶段中,与所有企业一样,界龙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费钧德面对的问题成堆,例如,创业时期,村办企业面临员工难管理的困难:不少员工迟到早退,以家庭事务为理由请假;企业高速成长时期,面临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问题;如今同样面临人力资源建设等问题。但是,以“永不停步”鞭策员工的费钧德深信,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之后,企业将迎来春天。
对于界龙的未来发展,费钧德信心满怀。印刷方面,界龙正在完成数码印刷向网络印刷的过渡;包装方面,公司新研制的多层复合软包装材料一旦商品化,不仅可以解决牛奶、饮料等保鲜食品的长期保质问题,而且还将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效益。“2005年,我们仍将保持30%左右的增长。2010年,营业额将达到20亿,当然,如果顺利,2008年可提前实现这一目标。”费钧德如是说。
[时间:2007-02-14 来源:印刷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