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讨论的“学术出版”，主要是指人文社科方面的出版，而不包括自然科学、教育类图书等有很强的学术性、专业分工的出版。在改革和转变都纷繁复杂的年代，思考学术出版的创新和传承，似乎来路和去向都很模糊。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一本书来梳理一下其中的脉络。兰登书屋前总编兼副总经理贾森·爱泼斯坦曾经写过一本《图书业》，简单明了地勾勒出美国图书业近四五十年的变化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他进入图书业的1958年、图书业资本化的1978年以及开始进入网络化的1999年是三个标志性的年份。

　　1958年的美国图书业是一个手工艺团体的时代，从业人员并不以商业成功作为自己的职业成就，而是以出版一本有个性、有文化价值的书作为真正的职业成就，其职业自豪感来自于文化理想的实现。虽然图书业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它的根本性质是文化上的个性、文化上的理念，是类似手工艺作坊对自己手艺的那种自豪感。那时候的出版者、编辑、作家、读者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是朋友关系。编辑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编辑不仅要认真对待、回信，甚至常常直接给读者打电话交流感想和意见；作家也常常在出版社流连，有事没事都会和出版社保持来往。总之那是一个文化的时代，出版社、编辑、作者、读者之间都是一种人文的文化关系。那时候的图书销行甚广，效益良好，那个年代也正是美国文化、文学、学术富有创造性的年代。

　　从1958年到1978年，出版业已经过于商业化、资本化，文化理想、文化个性已经变得多余。老板和员工都变成了有钱人，但出版却变成了一个很没意思的事情。人们不再聊出什么书、什么书比较有意思，而是每天都要讨论所谓的“数据”，费尽心机地分析如何投入资本、投入了多少、收回了多少、怎样才可以赚取效益。出版社和读者的关系也变得疏远，很少编辑还跟读者打电话。作家们也很少登门，而是通过经纪人来到出版社谈判合同事宜。爱泼斯坦认为这个时候的出版业是一个夕阳产业，甚至已经死了。

　　而到了上世纪末，他又认为新世纪的图书业很有希望，将迎来伟大的发展，其根本的动力和原因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使得图书出版能够摆脱资本、商业、利益的绑架，重新恢复人文学术出版的手工艺本质。今后数字出版、按需印刷、小型印装机的普及，将使得网络时代更适合手工艺作坊、更适合人文学术这样的小众交流。而实体书店则将重新回归，不再承担商业的重负，而成为文化交往的精神殿堂。

　　从我们中国学术出版的态势看，有很多不同的趋向都在同时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许还有待于观察。但我们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视角来作一些探讨。比如从我们最熟悉的书店来看，城市中大型图书城的兴起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它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处于中心城区，内部空间很大，可以容纳的图书和读者很多。它特别适合教材教辅等图书，适合大规模的单品种行销。它也特别适合畅销书，要求短时间大规模的图书动销。而对于生命周期长、生命力长的图书品种则并不适合。

　　与大型图书城正好相对的是“学术书店”，它一般在城市的偏僻地区或者大学附近，租金比较便宜，销售额通过多品种的少数量来保持。图书则依靠上书架立放，在有限的空间里保证了大量的品种，每一品种的在架时间都很长，使得生命周期比较长的图书都能被需要的读者找到。

　　这两种书店，一个是小空间，一个是大空间；一个是多品种的少数量销售，另一个则是单一品种的大规模销售；一个是长时间的多样品种的保持，另一个则是短时间的单一品种的不断更替。这两种书店的存在，也就对出版社构成不同的要求。如果大型书城遍地开花，就要求出版社不断生产短时间内大销量的畅销书；如果学术书店比较繁盛，出版社会更重视自己的常销书，注重图书的生命久远，注重品种多样化和个性化。

　　当然，最近几年的一个新趋向则是网络书店的兴起。诚然，网络书店将有利于畅销书，实际上很多畅销书本身就是由网络才热火起来。但另一方面，传统阅读尤其是人文学术阅读，也非常适合网络时代的分众、小众的性质。互联网使得人文学术的出版和阅读可以摆脱传统的印刷、销售模式，摆脱规模化的陷阱，采取更小型、更经济、更灵活同时也更广泛传播的运营方式。换句话说，网络时代使得学术出版在创新运营方式的过程中，有可能回归其手工艺作坊的传统，在新的方式下实现对传统人文学术出版的继承和延续。

[时间：2009-08-04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