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老前辈、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巢峰10月下旬在第三届上海出版人奖颁奖座谈会上直言“四个看不懂”,此一说引起了出版界的高度重视。11月10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巢峰。
巢峰所说的“四个看不懂”是:(1)1978年每种出版物的印数平均是25万册(张),到了2003年平均印数是每种40000册(张),说明我们图书质量的下降;(2)库存直线上升,1978年是4亿,2003年到了400亿,销售额是461.64亿元,2003年的库存和销售额几乎到了1比1,这说明我们的书不受群众欢迎;(3)1978年人均购书为3.9册,1981年是5.6册,2001年是5.4册,2002年是5.5册,到了2003年是5.3册。二十多年中人均购书册数增加了一倍都不到,这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简直不成比例;(4)退货率居高不下。197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退货率是1%-2%,而今上海大部分出版社的退货率达到了20%.巢峰先生所说“四个看不懂”,可以归纳为(1)出版物平均印数下降;(2)出版库存上升;(3)人均购书册数增长缓慢;(4)图书退货率居高不下。其中(1)(3)两项与中国是否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有关,而(2)(4)两项,出版产业人士深有感悟。
关于退货率问题,巢峰说,计划经济时期图书的销售方式是包销,基本无退货。
改革开放后,图书逐渐由卖方市场转换为买方市场,包销这种形式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经销、代销。虽然卖方市场转换为买方市场使得退货率不具有可比性。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退货率基本在6%左右,1990年代的退货率在10%左右。2000年以后,退货率就上升为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巢峰还认为,现在的出版已经呈现出膨胀型衰退。各地成立出版集团以后,滞胀问题就更加严重。
与巢峰所说的情况相对应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销售出现整体滑坡,大部分出版社均传出退货比例增加、库存上升、回款不理想的消息。大部分出版社也放慢了出书速度。
出版产业的症结出在哪里?即将在12月1日开放的图书批发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正在进行的出版社改制能改变现在的出版现状吗?
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新闻出版署相关领导、出版单位、发行者和相关出版研究机构。
出版期待引入资本和理念
□受访人: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市场上有一些书盲目定高价,造成图书价格虚高。有些书几千块,一打折打成几十块,这种情况扰乱了图书的价格。
●图书发行方面,新华书店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与新华书店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相濡以沫。新华书店所面对的不仅是体制上的一个改革,从业者自身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很大问题。
●书店与大学、读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然后建立读者档案。这样就是一个活的渠道,不是干巴巴的坐店经营。
杨德炎:要建立活的图书销售渠道
商务去年的销售码洋是四个亿,库存有一个亿。但是,商务的库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大流量的书,比如《新华字典》,这些书是完全可以卖出去的。也就是说,大部分都属于良性库存。在每年商务出版的书中,重印的达到了50%—60%,新书占40%左右。商务有一个理念,每本书出来以后就应该留在人们心目当中,应该长销。不能说出一本书像熊瞎子掰棒子,出一本平庸的书,卖一段时间,刚上架两三个月就下架,以后就没人要了。有人说商务出书比较慢,为什么呢?因为商务对于选题控制比较严,这也是重印率高的原因之一。
制约图书销售因素比较多
库存基本上是累积起来的而不是某一年就突然产生的。有些出版社出书不是为了给读者看,而是为出书而出书,出来以后没有人要,就往库房里面放。这是很可悲的。另外,有些出版社卖书号,书出了以后卖不动;有些书与品牌也有关系。
现在,制约图书销售的因素比较多。首先是读者购买力的问题。我们经常拿着中国与外国的图书销售量来比较,但是大家忽视了国外读者图书消费能力比较强,中国读者购买力比较弱的问题。我们人均购书册数不高,也是因为这样。读者在买一本书的时候通常都是精挑细选,不像国外有些读者俱乐部是给固定读者配书的,不管你要不要,目录寄过去,一本书就配给你了。像贝塔斯曼在中国的销售模式和策略都是从外国搬来的,它定期给会员寄书目,然后就挑一本书给你了。再有就是书出得太多太滥,现在,即使是图书馆配书也要反复挑选。
有些书没有被读者选中,就被淘汰了。对很多读者来说,图书并非他们的第一需要,他们首先要维持生活。根据国内的情况来看,现在人均购书册数是正常的,这个数据我预测将维持一段时间,要有大的提升还需时日。
上世纪90年代,商务的退货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几乎可以忽略。后来就慢慢上升,现在大概在5%.商务的退货有各种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们书的更新。比如《新华字典》出了第十版,以前的版本因为量大,有些书店没卖完,所以就把它退回来了。但如果等书店把以前的版本全卖光,商务再出新版本,那也不合适———新的版本没有及时推到读者那里去。
由于竞争激烈,所以各出版社拼命出新书,但有很多新书卖了没几个月就下架了,这样就很惨。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于一茬茬的学生、研究者或者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要用,虽然印量不是很大,但是重印率很高。像《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都重印了一二百次。此外,图书单品种销售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品种的增多。像我们的英语词典,也面临着与其他出版社词典的竞争。
盲目定价造成书价虚高
影响读者购书的另一个因素还有定价。一般来说,商务出版的图书的定价不是很高,基本还是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的标准执行,有些标准不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像《新华字典》,一个印张才一块钱,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它的普及性。对于定价我们开过很多次会,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做“奸商”。但是,市场上有一些书盲目定高价,造成图书价格虚高。有些书几千块,一打折打成几十块,这种情况扰乱了图书的价格,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销售的“自然主义”有历史原因
图书发行方面,新华书店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与新华书店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相濡以沫。两个大的词典也是通过他们来做的。新华书店现在也面临着改革,它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现在有一些民营书店把学术书做得很好,这是因为经营者都是文人,他们懂书、喜欢书。新华书店的有些经营者不太懂书,卖学术书采取的是“自然主义”,这还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图书订货与下架也是有些图书卖不动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图书一般都是出版社自己主发,那么推销、介绍自己的图书也是问题,有些书店根本就没进你的货,谈何销售呢?另外就是图书下架太快。
我有几次去上海季风书园,我们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在那儿摆着,都没有撤走。他们每天都有数据统计,做得很好。
我去的时候一般都是悄悄地去,后来季风的老板走过来对我说:“我知道你来过两次。”我们商务的书,不管卖得如何,有时在那里一摆就是一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与季风的老板是一个文化人有很大的关系。
新华书店所面对的不仅是体制上的一个改革,从业者自身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很大问题。当然,发行渠道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出版集团也提出,要把发行作为出版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在书店本身,很多大书城做了很多不错的营销活动,像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深圳等地方就做得不错,而有些地方书店就做得不好。
在国外,书店经理通常会策划很多的营销、推广活动,比如签名售书、读书日、专题讲座等等,这也是书店提高自己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途径。记得我在一个非常小、只有十几万人的城市波恩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书店很多。每天晚上在波恩的新闻上发现各个书店都在搞活动,差不多每周就搞一次,这个书店搞完了那个书店搞。读者来到书店,要一杯水或者一杯酒,作者与读者展开现场交流。
书店应多做图书营销活动
提高营业员的业务水平途径有很多,比如通过培训来提高他对书的了解。我觉得出版社有义务培训书店的营业员,因为现在书的品种太多了,有些知识他有不可能具备,这样就容易对书不了解,从而影响销售。我们最近与哈佛大学合作了一批经管类图书,就引进了这种培训机制。哈佛专门派人过来,对我们这边即将接手这套书的人进行培训,就图书的相关内容、读者对象等问题做了讲解。
书店营业员也要提高水平,要去大学推销、介绍书籍。书店与大学、读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然后建立读者档案。这样就是一个活的渠道,不是干巴巴的坐店经营。我出去比较多,总想发现人家在怎么做。经常发现外国书店的经理趴在屋里看一些单子,主要是看哪些书可以策划一些活动,而我们中国的经理就背着手,站在书店里指手画脚。
在德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作家张洁去做活动。张洁当时把自己的书念一段,翻译再把它翻译成德语朗诵,张洁本人很有风度,声音也很悦耳,读者听到了异国情调的声音,也明白了书的内容,这样,这个书店的气氛就变得非常活跃,效果也非常好。读者到书店来不仅仅是买书,也是一种难得的文化享受。营业员通过这些活动慢慢对书了解了,他才会知道怎么去推介。
现在为什么有些出版社图书卖得比较好?除了书比较好之外,它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培训,自己主动走出去———包括编辑走出去和作者走出去。一旦书店每周末的活动举办得丰富多彩,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去处,吸引一批稳定的读者。像商务的涵芬楼书店每周末都有活动,就是想通过长期举办,然后形成一个品牌。
□受访人:辛继平(北京一铭知己图书公司总经理)
●12月1日,批发市场放开以后,外资的注入将挤垮一批民营企业———这就是我所说的民营书业的冬天。……资本会同时带来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概念,也会有一些理念的引进。
辛继平:民营书业冬天即将来临?
我在成都有一个发言,说民营书业的冬天来了。这个话题去年四月的时候就与人谈起过。当时正好是出版物市场管理新的办法刚出台、刚颁布还没有实行之前。
我当时说,按照这个新的管理办法,是建立一个大文化、大产业的概念。市场放开、渠道放开,打通一些壁垒。但是,从民营这方面来讲,几个前提性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导致民营书业冬天的来临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它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根本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现在就算发行放开了,你所有的业务还是只能以发行的方式来出现,以发行公司、一家图书销售公司的名义来运营。但是,在最前端的策划出版方面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做大、做强会有风险。
因此,国家统计数据永远是不准确的。即使不加上盗版,销售额也不止这个数字。因为民营的一些数据不能被纳入统计数据之内。比如,某图书公司策划出版的两本书,每种都销售了四十多万,出版社销售的数字极少。假如每年新闻出版总署要统计数据的话,出版社只会说自己销售了两三万册。
如果把这个实际情况考虑进去,整个统计数据少算一二百亿都是有可能的。大家很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做大,但是你始终是以图书销售的名义在经营,选题策划没有突出出来。后来我们说平均销售数据,像民营这一块,绝大多数地方交的是固定税,不论你营业额的多少。批发市场的统计额永远不会准确,很可能它销售了20亿,但它只报五亿、十亿。因为它不敢报大,报大了就觉得有风险、有问题———这种担心主要是国家政策所造成的。
从十六大开始,就把文化从过去一个行业概念变成产业概念,这就是说要抛开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既然要产业化,就必须有资本、有企业化、有股份制。现在进行的出版社改制,民营资本可以入股,但绝对控股权还得在出版社。但是,民营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很难成功,国有的那种体制和意识根本没办法与民营达成一致。
同样一本书发给同一家新华书店,出版社发六零折、六五折都可以,民营的就只能是五零折、五五折,并且都要增值税票。民营为什么愿意五零折、五五折发货呢?因为通过出版社供货将更不划算———出版社将折扣压得很低,使民营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民营饱受出版社“盘剥”。
新华书店一直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壁垒,总店这个概念正在消失。民营这边一直在说将做得怎么大、怎么好,但都是作坊式、家族式的。作为小企业的老板来讲,个人可能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和模型没有什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形成一个区域性的中盘,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因为这种转化对经营模式、资金实力、管理能力都有很高要求。所以现在还是很零散的分割经济。
12月1日,批发市场放开以后,外资的注入将挤垮一批民营企业———这就是我所说的民营书业的冬天。如果度过去了,就会出现一些大企业,如果度不过去就要死去。从政府方面来讲,政策的放开会到什么程度。从纯粹的经营来讲,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没有并购行为、没有收购行为。以现在这种形式,绝对与大企业、大文化格格不入,它一定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有资本的进入才能改变现状。靠现有的图书批发商来整合整个物流、商流是不可能的,甚至包括整个经营中盘建设都不可能。资本会同时带来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概念,也会有一些理念的引进。中盘市场如果有一个好的辐射,对终盘也会带来一个好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太不畅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过去做了一本书,印了12000册,往市场上一放,销了9000册,退回来3000册。
认为销不动了。后来我们觉得要想办法解决,就重新找了一个渠道,与大众图书市场完全不一样,仅仅是在上海,通过它的一个学校系统,做了一个目录在系统推销。
推销的结果是不仅这3000册卖完了,又加印了三次,每次3000册。仅仅在上海学校系统就销售了12000册。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产品渠道不畅通对于整个书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融入市场才是出版硬道理
□受访人:黎波(右)(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受访人:金丽红(左)(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现在的书店就是这样,什么书好卖,他就进什么书。大家都说畅销书像水,水往低处流。只要你书好卖,下面的马上找你进货。为什么呢?好卖。能给发行商和零售商带来收益。
●整个出版业陷入被动的原因主要是出版社市场化程度太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狼图腾》出来以后,你现在到图书市场看看,有多少“狼”?我说它不是浪潮,是“狼潮”。《没有任何借口》出来以后,现在有多少“借口”?这还是表面上的跟风。
黎波:书好卖才能给大家带来收益
我手里也有一些库存数据。1979年的时候,全国的监测数据是每年6000种书,到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数据是190300种(注: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重版图书79579种。资料出自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2004中国出版蓝皮书》),图书品种翻了300倍。再有就是中国的图书面向市场,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为什么这么说?日本的渠道垄断做得非常好。它是什么情况呢?所有的出版商出了书以后,交给大日本贩卖和东京贩卖两家大批发商,这两家垄断了大学和图书馆以外的市场,每年占到了图书销售94%的份额。东贩垄断了日本的关中地区,日贩垄断了四个大岛,但是日本的关中地区人口占全日本的八分之一。所以按照以前的思路来讲,日本的情况跟咱们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出版社找新华书店征订,那时候叫经销,是不包退的。你报一个数,所有的书你自己消化掉。如果出版社给新华书店的书超过它报的数,那就可以协商、退货。现在为什么叫经销包退?实际上是代销。我先给你钱没用,到结算的时候把退货给顶了。
以前的新华书店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积压书基本都由新华书店消化。新华书店每年允许有核销的积压和库存。新华书店自从进入市场以后,它就不希望把所有的进书消化在自己的管理费用当中。它退回到出版社,让生产者自己处理。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各地征订的形式没有了。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盘商进什么货,底下就销什么货,没有多少选择。现在,省、市、地甚至县店有了很大的选择权。
越是有选择性的时候,越是要有针对性地出版。但是,大多数出版社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认为渠道不畅通。当然,渠道本身的确有一些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说畅销书像水,水往低处流。只要你书好卖,下面的马上找你进货。为什么呢?好卖。能给发行商和零售商带来收益。另外就是有些出版社领导看到100本书里有三本畅销,那么出200种,会不会有六种畅销?他有这种想法。
如果从市场往回走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这个市场现在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比如说像文史哲这方面的图书,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学者消费层。但是这类书印得少,有的只有几百本,所以价格就高,但仍然有一个群体购买,出版者仍然可以赢利。可是,我们没有这批人,仍然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读者也在初级阶段。假如说姚明自传定价50元,就有很多人买不起,会去买盗版。现在的书店就是这样,什么书好卖,他就进什么书。一旦形成品牌,他就会对你的书优先拆包、优先摆放、优先销售、优先结算。
金丽红:产品和市场对位太差
整个出版业陷入被动的原因主要是出版社市场化程度太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市场化程度太低就是说出版社生产的产品和市场对位太差。
你的书上市卖不动,它自然库存量就大,自然退货率就高,这是最明显的。
我们这儿的退货率是多少?是4%.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每一本书的时候狠命研究它的市场可能有多大。举一个例子,姜文老师的那一本,宣传得铺天盖地。当时我们就印了5000册,大家问我们为什么只印了那么少,我们认为它的销量就那么大———到现在,5000册还有退货呢。如果按照大家的感觉印两万,那多出的15000册就全成退货了。非常多的书是因为市场感觉不到位,再说仔细一点,是因为出版社领导的感觉不到位。大部分出版社的领导都是任命制,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在这个出版社保证不下滑、不出什么问题就是我的责任,保证我能做下去是我的责任。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家,我们要成为做畅销书最棒的地方,保证大家收益好,有这种责任心。但是,其他出版社有这种责任心的老总非常少。
出版社市场化程度太低
我到书店一走,感觉19万种书中真可以拿掉10万种———非常多的书是雷同的,根本不能出。
《狼图腾》出来以后,你现在到图书市场看看,有多少“狼”?我说它不是浪潮,是“狼潮”。《没有任何借口》出来以后,现在有多少“借口”?这还是表面上的跟风。
另有一种是觉得这类选题差不多,就跟这一类选题。现在这种情况,用市场来惩罚咱们出版社非常好。你平时跟他讲你别出这种书他不听,直到他赔了、他没钱了,他就该着急了……大量出版社的老总没有这种基础。许多编辑说我这本书三万,到老总那儿问“你说能印多少”?保证他不知道,强打精神说“你好好分析分析”。盲目一印,印完以后肯定退货,印出来以后肯定库存量上升。
那天我跟白岩松聊的时候我说,现在很多出版社直接生产库存,它不是生产市场书。比如说我们的书生产以后,出版部说书已经印完了,才发现底下根本没人要货,直接入库了。这种情况下,库存量能不上来吗?《作家文摘》有一个中缝,都是它所谓的好书推荐,一看就知道都是积压、根本卖不动的书。就那些书,一半拿到我们这儿绝对不能出版。光那个爱情小说,品种十分繁多,一看内容都差不多。对所有读者来讲,他没有任何感觉我必须得买这本书。
我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读者感觉这书一定要买。你不管他是哪一类读者群体,你得制造一种让他感觉非买不可的冲动。我个人认为,如果都像我们这么精挑细选地做书,就没有19万的品种,没有这么大的库存量,没有这么高的退货率。但是现在很多出版社不具备这样的意识。
称职的出版人才不超过20
我去参加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搞的出版人才座谈会,我到那儿一听,就感觉出版人才全集中在我们那儿了。为什么?
他们那种人才的概念完全是十年前大企业的概念,就是大家按部就班地谁做到什么程度当主任,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
你问他市场,他没有那个概念,因为好多都是教育社的,不需要市场。像外研社这种专业出版社,它这个市场是相对稳定的,而我们这种操作,一本书就要考察一次市场,每本书的市场变化非常大。出版社如果不具备这类人才,根本别想做大做强。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把他们给震住了:做大众出版判断很准、能称得上人才的,全国不会超过20个。其实说20个都多了。如果这些具备了,大家齐心了,这些问题可能都不会有。我们现在16个品种,码洋是4000万。我们做的实际上是最难的,而且是别人学不会的———就是对于图书的市场判断。但这种判断不是天生的,是天天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炼出来的。
一本书做下来以后我会反复考虑,然后市场对你的判断也有一个印证。
有人就说,你那儿怎么做一本火一本。其实不是做一本火一本,而是天天研究每个读者要的是什么。你就是给他这个东西,他当然就买了。我们这儿有好多编辑可能也有这个想法,说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喜欢不行,我要做的是读者喜欢的。真要把这些做好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出版社的市场化程度太低。如果市场化程度高的话,它没有这些问题。
畅销书也能做成长销
还有人就老算13亿人,千分之一什么的……甭想那个。去年有两万种书一本没销出去,完全不适销对路。你还别想13亿人不会都不买,他就都不买。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提高市场化程度,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能解决。当然说提高市场化程度不能够让你百发百中,一本不多印,但大体命中率相对比较高,至少70%以上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这么多出版社包括民营出版者,命中率能达到30%就不错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还在卖,《我们仨》还在卖,但不会像畅销书一样那么火,它不会进入前三十名。大家别自己蒙自己,真正长销的书就是四大名著。当然还有一些作家像老舍他们的书长卖,但也不是说它到了畅销书的量,这是咱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第二就是大家还要想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就是现在我必须让它先卖起来,然后才能长销,也就是让它先畅销起来。
为什么呢?现在所有的书店一定是看经济效益的,你这一本书在那儿摆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没人要的话,你想他在那儿长期给你卖,想都别想!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很大的卖场工作,在上海,说你给我把这书摆到前面去码堆,不行你再撤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书太多了,你不可能老码在那儿。所以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你可千万别以为哪本书长销。你的书开始销不动的话,没人给你卖,没地给你摆,下去了。为了一本书到西单图书大厦的犄角旮旯找的读者没几个,除非是专业类出版社的书,他是必需的。所以说在长销书的概念上,我觉得有些误区一定要澄清。
萧关鸿:发行不畅是主要制约因素
□受访人:萧关鸿(文汇出版社社长)
●我现在寄希望于发行系统的改革,如果只靠出版社来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出版社太小、太分散。
●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制造“文化垃圾”,有些书根本没市场,他们也照样在做。
怎样做好发行是每个出版社面临的最大问题。库存直线上升的原因比较多,但是选题是否符合市场需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出版社的选题有问题,这一点巢峰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制造“文化垃圾”,有些书根本没市场,他们也照样在做。但是,也有很多好的选题就是发行没做好———主要问题还是在“渠道”。好的选题和畅通的发行两者缺一不可,像我们就有一些好书因为发行没做好而被葬送了。
文汇出版社今年的退货率在20%,这个比例比往年高。往年我们的退货比例一般控制在10%左右,所以今年的压力比较大。除了我们自身,另外就是有一些省市的发行也在调整,有些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退就是一整包。
1978年一本书发到10万是不稀奇的,现在一本书10万就是畅销书。此外,由于文化消费呈多元化,电视、光碟、网络的崛起也使得纸质书受到很大冲击。当然,现在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一些发达国家,一本畅销书通常销售量可以达到一二百万册,而在我国根本不可能。欧洲人在乘飞机、火车的时候几乎人手一本书,我国有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要不就是一张报纸。阅读习惯造成了我国书籍的消费量很可怜,一个贝塔斯曼的总销量就超过我们整个出版界,而这只是一个公司。
他们的销售太厉害了,而我们的销售是你爱买不买,读者来了爱理不理。特别是新华书店,一定要打破现有的局面。
另外就是书价贵了,这也是一个原因。一本书少则二十多块,多则几十块,工薪阶层买书,当然要反复考虑。
我现在寄希望于发行系统的改革,如果只靠出版社来做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的出版社太小、太分散,能做的比较有限,但又必须去做。最大的一个动作是我们正在成立书友会。这个书友会建立起来的话,我们会与其他出版社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媒体出版社,我们有十几家报纸、杂志,这是我们特有的资源优势。另外我们有文新传媒的网站,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是130万人次。所以我们的书友会是网络和平面、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通过这些渠道和措施,我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出版社的发行状态,把它提高一个层次。特别是最后一个,把它做起来以后,我相信发行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这也是我们现在着力最多的地方。(记者张弘)
[时间:2006-03-13 作者:徐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