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理论研究：拓展对象　表现平稳
    2004年，最值得一提的是编辑学、出版学以及出版教育领域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有两个重要会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2004年8月31日，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办了“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座谈会”，一个是在武汉召开了“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

    编辑学：2004年，有关编辑学的研究基本还是间接以编辑工作过程为主，探讨各门类编辑工作的特点、方法和技巧，总结编辑工作经验和编辑思想。

    1.编辑规律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难点和重点。从数量和内容上看，这个问题仍是2004年度编辑学研究中的重点，占有较大比例。陈景春在《选择与加工：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核心》(《出版科学》2004．2)、王志刚在《试谈编辑基本规律》(《出版科学》2004．4)、刘辰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出版科学》2004．6)、丛林在《编辑规律探索旁议》(《出版科学》2004．6)中对20年来关于编辑规律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编辑规律进行了探讨，但编辑规律的新观点较少。不过，有的研究者对编辑规律进行了重新概括。如刘辰提出，规律有别于政策、法规，有别于原则，规律有客观性。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应是以中介位操作，对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进行收集、选择、加工、整理、复制并通过载体向社会传播。这是把四项内容纳入传播的视角，进行规律的探讨。

    2.呼吁学科基础理论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蔡克难在《编辑学理论研究需要新的提升》(《出版科学》2004．4)中，针对近一时期基础理论框架研究较为冷清，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的阐明进展不大，关注这一问题的年轻理论研究者相对较少的现象，提出编辑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框架需要突破，需要新的提升。编辑学必须建立学科的基础理论框架，既要适应一般学科体系的基本要求，又要有自己的学科范畴和基本概念体系，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独立研究的学科。基础理论框架设立的原则应是对编辑学应用理论的宏观指导和对编辑活动规律的根本认识。框架的建设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要从全局看待编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和各种形式的编辑实践中去综合分析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框架的具体的理论探讨又必须从小处着手，从基本概念的理论阐明开始，严谨深入地展开。但对这一理论框架系统的研究并未展开。

     3.把个案研究法纳入编辑学研究。个案研究法在出版业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大多数出版社面临向企业转制的时期，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陈燕、康宁在《个案研究法在新时期编辑学中的应用》(《编辑之友》2004．5)中专门就编辑学研究中引入个案研究法进行了论述。个案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包括编辑从业人员和机构、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及生产运作、某一编辑问题、现象、事件深层次的个案分析研究。个案研究法对编辑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来说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也可为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奠定基础。

    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相比，出版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对成果较少。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开始归入出版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为今后的学科研究揭示了新的视角。

    1.从大文化角度研究出版业，拓展行业和学科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者都从大的文化领域对出版业的地位、作用以及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从学科建设来看，对大的文化概念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出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石峰在《论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出版科学》2004．5）中提出，出版业要从大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化的特殊地位和文化建设的特别重要性。文化综合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知识成就、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既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也对经济、政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作为一种内容经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表现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经营模式正在革新，产品日益丰富，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文化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关系，树立新的文化地位观、发展观和效益观。充分尊重文化产业的市场规律，解决好发展文化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向新阳在《试论出版文化》(《出版科学》2004．2)中也从大文化的角度对出版业进行研究，认为出版文化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更显突出。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出版实践和所产生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的总和。出版文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传播和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又是发展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而书籍正是出版文化的直接标志。

    2.出版企业文化研究。在从大文化的角度研究出版业的过程中，不少研究者已开始关注出版企业文化的研究。郭爱民在《出版企业文化的层次及特征》(《编辑之友》2004．6)、张建中在《出版业转制后更应坚持文化出版的核心理念》(《编辑之友》2004．5)、王茂森在《出版社企业文化现存的六大问题》中都对出版企业文化进行了论述。认为出版企业文化是指出版企业在长期出版实践中形成的为本企业全体员工认同并遵循的出版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企业精神、经营哲学、规章制度、传统习惯和发展目标的总和。出版企业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具有远景目标、注重培育人才、鼓励积极进取、讲求诚实守信、强调忧患意识、重视执行能力、倡导团队精神、追求变革创新等内容。他们认为出版社转制后更应该重视企业文化，这是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目前，出版企业文化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名无实，缺乏宣传、培训和管理，没有真正体现人文精神，缺少个性，不注意培养团队精神，片面理解企业文化等。

    3.出版社属性的重新考证。2004年，在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起步，出版单位向企业转制的背景下，曾经担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同志对出版社属性问题的重新回顾和考证，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出版社性质问题进行重新回顾和探讨，是为出版社的转制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宋木文在《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出版科学》2004．2)中，重新回顾了出版社事业和企业属性问题的由来，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出版社的企业属性进行了考证。在出版社向企业转制的过程中，重新考证和深入探讨出版社的性质问题，对出版实践以及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4.出版传播学概念的提出。2004年的出版学研究中，李新祥在《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出版科学》2004．5)中对建立出版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详细论述。这实际是在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出版学的研究。他认为出版传播学不是简单用传播学的原理研究出版领域中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而是以出版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版传播的规律，关注传播对出版的本质规定。从学科体系来说，出版传播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提出，不是对传播学的简单借鉴，而是提出一种全新的出版传播观。李新祥根据个体层次和整体层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为出版传播学设计了出版传播学概论、出版传播过程、出版传播发展几方面的总体大框架和分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理论。

    编辑出版学教育：2004年的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是在专业创建20周年的背景下进行的。柳斌杰在《人才是出版业的核心创造力》(《编辑之友》2004．5)、吴启迪在《积极推动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中国编辑》2004．6)、邵益文在《加强学科建设，推进专业教育》(《中国编辑》2004．6)、黄先蓉和陶莉在《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出版科学》2004．6)中都对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1.学科地位确立，为高校教育、出版科学研究和出版业繁荣作出了贡献。20年来，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新兴专业之一。它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地位，繁荣了出版科学研究，使编辑出版学教育、出版科学研究以及编辑出版实践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46所高校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100多所院校开设有与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有关的编辑、制作、印刷、发行、版权、市场营销、软件编程、数字技术、媒介管理、多媒体技术等专业课程。几大名牌高校、一些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形成了文、理、工、商、师五类高校各具特色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体系。

    2.专业教育已根据各自特点形成不同类型。编辑出版学总体来说应属于应用教育。专业设置和教学过程中，不同院校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行业的人才需求形成了不同类型。据黄先蓉、陶莉的总结，目前的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大致形成了图书出版发行学、编辑学、编辑出版学三种类型。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编辑出版学专业为代表的图书出版发行型，直接产生于该校最早建立图书发行学专业以及书业营销、企业管理、印刷工艺、出版技术等方面的人才需要；以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辑出版学专业为代表的编辑学型适应了编辑理论与业务的不断发展，教学内容侧重文学、编辑和各类媒体的编辑工作，以培养各类媒体的采编文字等人员为目标；编辑出版学型是在编辑学和出版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置方式较广泛，有的设在人文学院或中文系，有的设在信息管理学院或图书馆学系，有的设在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系、传播系，还有的设在文法学院、商学院以及独立的出版学系。编辑出版学专业已经形成包含编印发过程，史、论等基础理论知识、应用知识，以本科生培养为主体，研究生教育为拓展，尝试培养博士学位人才的较为正规和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

    3.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业界普遍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应按“大出版”的观念，宽口径培养复合型人才。专业设置应针对有些专业分得太细的情况进行整合，更好地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服务。同时应调整和改革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编辑出版学专业还应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建立符合行业需要、适合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和提高的在职培训方式。为配合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还应将专业教育与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结合，可将考试科目分解为本科教学课程，将内容纳入教学体系。

    4.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编辑出版学专业目前规模和数量已经不小，但教育规格和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需进一步规范，尤其对核心课程要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把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学和改革纳入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专业结构上应注重学科的融合和渗透。针对目前专业结构偏重文科的情况，应加强多学科课程的教学，注重文理学科的交叉和渗透。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应按照出版产业发展的要求，解决学科、学制以及教材编写中的问题，在学科建设与课程体系设置上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

二、出版应用研究：趋于实务　表现活跃
    2004年，出版业的研究工作从总体上看更加趋向于实务化，尤其是面向出版实际工作的研究表现得十分活跃。余敏主编的《2003—2004中国出版业状况及预测》(中国出版蓝皮书)（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不仅全面总结了2003—2004年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且从出版体制改革、民营书业、出版融资、试点出版集团、报刊治理、音像电子出版、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业、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业、台湾地区出版业等多方面，总结与分析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出版实务研究的几大特征：

    1.强化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许多研究不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出版实际工作，致力于解决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显示出研究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特征，使一些研究成果因此具有相当的实践应用价值。如王海云的《书店连锁经营盈亏平衡分析》(《出版发行研究》2004.5)，李晨光的《编辑如何利用Excel核算图书成本》(《出版发行研究》2004.11)，翁耀明的《社办发行六种新模式》(《中国新闻出版报》6月18日)，都通过公式和实例进行出版业实际工作的研究，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陈昌文的《中小学双语教材的现状及其走势》(《中国出版》2004.3)，通过大量材料分析研究了中小学双语教材的状况与趋势。《书店门市工作十六条》(《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3月5日)，对书店门市工作的主要技巧进行全面总结，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一些期刊还致力于对区域出版业的分析，集中分析研究区域出版业的具体问题与发展方向。如《出版经济》第10期“中部出版论”对湖北出版业的专题研究，《出版广角》第7期“文化广东之梦”对广东出版的集中解读等。还有不少的文章，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来研究出版业，也显示出出版研究的实务性，如《出版经济》2004年第7期的“出版亿元俱乐部”专题，对经营码洋超亿元的出版社情况进行了深入解读。叶新的《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出版广角》2004.9)等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来研究出版产业的现象与问题，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2.引入专业理论和分析工具，为出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野。如尹章池的《影响我国出版市场的制度因素、制度缺陷与化解设计》(《编辑之友》2004.4)一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变迁机制理论，对我国出版业的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制度的4大强化机制和制度变迁的4个特征，由此研究我国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及化解道路。刘凯的《论宽带薪酬在出版社中的应用》(《湖南社会科学》2004. 1)一文，则应用国际上一种新型的薪酬理论——宽带薪酬结构理论，对出版社的薪酬模式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并给出了具体的应用方法。蔡继辉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出版经济》2004.9)，运用竞争力理论和大量数据，对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些文章体现了出版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不仅有较大的启发性，而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3.一些研究争鸣性比较强，在观点的交锋中推进了对出版业的辩证思考。如对我国当前的版权贸易形势，有的人认为目前版权贸易中的大量逆差严重影响了中国版权贸易的健康发展，今后要以版权输出为版权贸易的主要目标(姬沈育《当前中国的版权贸易应侧重版权出口》，《河南财经学院学报》2004.1)，有的人则认为我国当前的引进大于输出是合理现象，坚持引进为主仍是当前的主要方向(张明旺《当前版权贸易要坚持以引进为主》，《编辑之友》2004.l)。在出版体制改革中，有的人认为出版业的方向是市场化，“经济效益是编辑出版的基本目标”(李继峰《编辑之友》2004.2)。有的人则认为，出版业的事业特征和事业方向是需要永远坚持的。雷群明在《出版永远是一种事业》(《编辑之友》2004.6)一文中，通过评述邹韬奋的出版观，提出出版业可以“赚钱”，但赚钱应当是为了事业，出版应该永远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事业。

    4.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在出版物分销业向外资开放后。出版业的国际化进程迅速加快。出版研究的角度和眼光也日渐显示出国际化特色，表现为更多地从国际出版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在2004年，有多个国际性出版论坛召开，包括9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召开的“2004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10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等，大量中外出版专家在论坛上进行讲演和学术交流，许多文章从国际化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出版业问题，如《出版科学》2004年第5期的《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探析》(李祥洲)，第6期的《探求亚洲国际化出版之路》(王建辉)；《中国新闻出版报》7月5日的《大力培育新马华文图书市场》和9月2日的《中国大陆海外版图书市场消费状况分析》；《编辑学刊》2004年第1期的“国际性大都市与上海出版”专题和“现代出版业与香港出版”专题等。这些文章均从不同角度，以国际化的视野，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国际出版研究方面，余敏主编的《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一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美、英、法、德、日、加、俄等的出版管理体系。
出版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

    1.出版体制改革问题研究。2004年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2004年4月举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暨出版单位转制问题研讨会”，5月于桂林书市期间举行的“全国出版体制改革研讨会”等。在出版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中，讨论较多的，一是关于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二是关于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主要内容与路径选择，三是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个案分析与经验介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多个论坛和多个媒体上都对转制和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路径选择和主要内容等进行过阐述。郝振省在《出版业转制的逻辑推演》(《出版发行研究》2004.6)一文中提出，制度变革在出版业的改革中处于核心位置，其发展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其实质则是产权制度改革，其路径是产权多元化和产权人格化。姚德权在《新闻出版业的分类与分类发展》(《编辑之友》2004.4)中，对出版体制改革中的分类标准问题，提出出版单位可以分为宣传导向型、社会服务型、商业经营型三大类，并按照不同的规律实行不同的改革路径。在出版单位企业转制的案例方面，包括外研社、法律社、科学出版集团等均在相关论坛和媒体上介绍过其体制改革的经验。此外，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的转制经验也受到广泛关注。

    2.民营书业发展问题研究。对民营书业的研究，主要包括讨论民营书业在中国出版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民营书业的发展前景，民营书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民营书业发展个案报道与分析等。肖东发的《民营书店20年》(《出版经济》2004.2)对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总结，钟鼎文的《民营书业大盘点》(《出版广角》2004.8)则对民营书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中国图书商报》的“民营图书分销企业的困境与出路”系列报道，则对民营书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进行了深入挖掘。朱胜龙的《体制外力量崛起催化图书市场变局》(《出版广角》2004.8)一文，则从国有出版业角度出发，提出民营力量在发行领域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国有出版业对民营力量的合作与资源整合，是一种双赢的策略。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参考》等，都有相当多的文章对民营书业进行报道。

    3.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问题研究。通过对中外出版的比较研究，提出国内出版业存在的差距和发展方向，是出版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如《中外书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江翠平，《编辑之友》2004.1)，《中外出版业经济政策比较》(罗紫初，《大学出版》2004.1)，《中外图书市场消费比较研究》(李凌芳，《图书情报知识》2004.2)，《英国现代图书出版业的特点及对我国出版业的启示》(黄永华，《出版发行研究》2004.5)等，这些文章通过中外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翔实的数据和具体的结论，对发展我国出版业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4.出版集团建设和连锁经营研究。2004年，集团建设和连锁经营研究仍然受到较多的关注。但与前两年相比，研究文章的数量有所减少，研究内容则更加侧重于从细节入手，研究集团与连锁经营的具体发展方略及发展经验。如肃宁的《出版集团人力资源的整合》(《出版广角》2004.3)，高诚毅的《对出版集团的供应链功能的分析》(《出版广角》2004.10)。《中国新闻出版报》7月16日的《发行集团如何整合营销网络》，《中国图书商报》3月5日的《出版集团的先天不足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补救》和4月9日的《连锁经营如何配货》等，均从具体问题入手对集团与连锁经营进行研究。刘拥军的《集团·连锁·大发行商》(《出版广角》2004.6)一文，则从产业发展趋势出发，提出目前区域集团式连锁经营的几大弊端，并提出建立全国性大发行商应是下一步发展的大方向。另外，通过案例形式对集团与连锁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如《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是怎样推进改革的》(《出版发行研究》2004.1)，《江苏发行集团连锁经营不完全发展报告》(《中国图书商报》12月3日)，《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整体改制纪实》(《中国新闻出版报》6月15日)，《民营书业连锁现状启示录》(《中国图书商报》4月16日)等，均是从案例角度总结集团发展经验。

    5.读者阅读倾向研究。2004年，对读者的阅读与购买消费倾向的研究开始引起重视。2004年11月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该调查作为在全国进行的大型国民阅读抽样调查，反映了我国国民的整体阅读消费走向。调查揭示的“我国国民的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等结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种媒体争相报道，也引起出版业对国民阅读消费问题的关注。此外，2004年在上海、广州等地区也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区域性居民阅读消费调查，上海还首家设立了“市民阅读指数”来反映市民阅读走势。此外，北京的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也在进行全国六城市居民阅读调查，一些媒体和出版社机构也纷纷进行专题性读者调查。这些阅读调查的开展，使读者阅读行为研究成为出版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04年出版实务研究还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例如对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仍然缺乏比较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研究虽然是研究的热点，但多数局限于某些方面的理论阐述，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二是仍然以经验性研究为主，泛泛而论的占多数，通过理论分析与产业实际结合的深入阐述的文章仍然比较少（包括对出版业高新技术运用，对出版业产业化发展的理论，对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思考，对民营书业发展的规律性分析，对出版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等）。相信随着出版业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些问题也将逐步解决。

 

（作者：徐升国　孙鲁燕　刘兰肖 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