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书的萌芽时期：（从商〈殷〉至战国时期）

　　我国图书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青铜时代。不过，当时的甲骨书、青铜书，只记述一些简单的材料，多仅作档案保存，不能发挥系统地记录知识与广泛地传播知识的作用，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图书，但可以将此称为是图书出版的萌芽时期。随着战国时期简帛图书的出现，图书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书虽然是正式的图书，但不是印刷出版的，而是靠人工手抄而成的，受材料与方法的限制，图书数量不多，从事书籍生产的人也不多，因而，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图书出版工作和比较完备的图书出版机构。可见，我国图书的诞生、发展过程中持续了较长时期的竹、木书写时代，这是纸和印刷术普及前主要的图书形式。

二、图书的初步发展时期：（从后汉时代至清朝）

　　我国图书出版工作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及推广应用后才取得的。首先是后汉时期发明的纸，为出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印刷术的发明，更是出版史上的大事，它使图书生产以抄写为主逐步过渡到了印刷形式。这两项发明，都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使得我国从唐、五代，特别是从北宋开始，图书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繁荣的新时期。从宋代到清末，随着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的普及，图书的出版逐渐打破了官府垄断的局面，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兼营编辑、刻版、校对、印刷和发行业务的书铺，这是早期的图书出版商和图书出版业，由此，图书开始作为商品生产与出售成为普遍现象，真正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行业。

三、图书的更新发展时期：（从清末至1949年前）

　　十九世纪初，随着西方印刷新技术的传入，使得图书生产从雕版印刷过渡到采用现代技术的机器生产，图书的内容和外观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我国近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897年和1912年，作为正式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入近代和现代的新的图书出版历程。到了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图书出版工作更是得到了重视和发展。1921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在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的同时，也满足了人民对多样图书的需求。抗日战争时期，我党进一步加强图书出版工作，于1938年和1939年分别成立了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大量出版和发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另外，建立在国统区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也出版了不少进步的革命书刊。

四、图书的快速恢复发展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

　　新中国的成立，更使社会主义的图书出版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出版总署，先后在各省市建立了人民出版社和各类综合性、专业性的出版社，形成了一个布局比较合理的完整的多层次的图书出版系统，由此，图书内容、结构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品种和印数也出现了成倍增长的发展势头。到1957年底，调整、改组出版机构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了103家。1956年，全国出版图书28773种，发行17.84亿册，比1936年（解放前图书出版数最高年份）分别增加194%和901%。1957年以后，图书出版工作虽然受到“左”的影响，但仍继续发展，在出版马列著作、科学著作、文学著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0143种，印数21.71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3册，比1936年分别增长113%和1120%。文革期间，这种向前发展的势头遭到了破坏，许多出版机构被迫停业等不良现象，使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造成了长时期的“书荒”现象。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局面才被逐渐打破，图书出版工作再次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批在“文革”中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开始恢复重建，图书出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图书品种和印数开始迅速增加，1977年出版图书品种12886种，发行33.08亿册，1978年出版图书品种14987种，总印数为37.74亿册。

五、图书的改革发展新时期：（八十年代）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出版改革的逐渐深入，图书出版业获得新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各项图书出版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图书出版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列主义著作和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辞典、字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和大型丛书，已开始出版或正在编纂之中，科学著作、青少年读物和古籍的出版工作，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到1982年，全国出版图书达到31784种，总印数达58.79亿册，短短几年间，图书品种1982年比1977年增长了146.7%，图书总印数1982年比1977年增长了77.7%。1985年以来，经过出版工作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图书出版业进入到了一个在调整、整顿基础上稳步发展的阶段，到80年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支取、自负盈亏的单位，基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以1985年为例，图书品种就达45603种，发行66.73亿册， 1987年增加到60193种，发行59.4亿册。

六、图书的市场化发展时期（九十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性进程，我国的图书出版业由此进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行业内开始相继提出“治理整顿”、 “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改革思路，延续这一思路，1994年正式提出出版工作要从“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这项提议在1996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通过。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根据这些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图书出版在改革、管理、质量、结构等方面不断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图书出版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效控制了图书出版品种过快增长、图书结构不合理等不良现象。到1994年，全国图书出版达10.38万册，1999年全国图书总品种达14.18万种，比1994年增长了36.3%，。从1994年到1999年，年平均图书品种增长为7.3%，比1978年到1994年图书品种的年平均增长率34.9%，年品种增幅降低了27.6%。

七、图书的战略调整发展时期（2000年-2005年）

　　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九五”以来的高速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初步完成了从少到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十五”是新闻出版业重要的增长调整时期，虽然2003年受到“非典”影响图书市场增长减缓，但总体看，传统出版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在此期间，一大批好书推向市场,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中有150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图书奖。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杂交水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话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现代经济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这些精品图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出版业蓬勃健康的发展。

　　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出版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组织的全国出版行业增加值统计，2003年全行业实现增加值1939.7亿元，约占当年全国GDP的1.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2004年，全国各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10040项，通过出版社输出图书版权1314项。2005年出版图书品种已达到22.5万种，印数64亿册，总印张477.5亿印张。在出版流通领域，积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区分割，激活出版物市场，形成国有、民营、国外资本共同参与，大型书城、专业书店、连锁书店、读者俱乐部、网上书店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八、在图书出版业内实行的重大实质性举措：

1.政府转变职能

　　中央“两办”于2001年8月发出17号文件即《关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通知》和2002年7月29日发出16号文件，对文化改革进行全面部署，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加大集团化建设、改革市场流通体制等内容。近几年，我国出版业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按照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过渡，由重审批向重监管方面转移，加强服务社会的职能，加大规范市场秩序力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对各项职责和工作任务进行重新定位，走向依法行政的道路。2005年底，已基本完成了省市两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业与所属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的脱钩工作。

　　图书出版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修改和出台了《图书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图书重大选题备案细则》、《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完善和补充了图书出版法律框架，并废止了一批不符合现代出版发展要求的行政规章，精减了一批审批项目，将部分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出版管理机构。

2.出版体制改革

　　集团化是出版业改革的中心内容之一。从1998年至今，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领导下，以建立试点集团为主要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些地方和部门也自行成立了一批出版集团。2002年4月国家级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宣布成立，集团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在内的13家国内最具中国出版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和发行单位。集团性质属于事业性质，实行企业化管理。其中，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将组成中国发行集团，为中国出版集团的子集团，资本由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授权，独立运作。组建后的集团，通过“资源整合、结构调整、业务重组”的战略规划，大批精品出版物的涌现。2005年经批准，新组建了云南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集团、贵州出版集团公司、天津出版集团、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5家集团（公司）。截止2005年底，已建立了14家出版试点集团。集团的建立，促进出版集团内部资源整合、业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打破区域限制，积极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出版业的发展水平。

　　企业化转制是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在“十六大”提出的“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2003年6月27日 －28日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会议，明确提出出版单位分类管理的思路。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出版单位分为公益型文化事业和经营型文化产业，部分出版社保留国有事业体制，其他出版社经过批准将转制为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会上批准包括2家出版社、5家出版集团、6家发行集团在内的21个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4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标志着中国出版集团实质性改革的第一步。

3.新华书店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的图书发行业仍以国有书店为主体，国有书店的经营以垄断性经营的教材教辅为主。但在一般图书的发行中，民营书店占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国有新华书店存在的诸如政企部分、事企部分、体制僵化、活力不足的弊端日益突出，削弱了新华书店的市场竞争力为改变这种局面，国有新华书店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实现跨地区发展的目标。200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新华书店的股份制改造又有新突破。截至2005年年底，四川、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完成国有资产授权，上海、四川、浙江、江苏、辽宁新华发行集团完成整体转制，积极筹备上市。

4.民营资本参与竞争

　　2003年9月1日颁布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打破了出版物发行准入的种种限制，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出版物发行领域搭建了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平台，民营发行企业获得合法从事图书二级批发和总批发业务。2003年9月19日，第一家民营资本的发行集团——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北京成立，2004年4月北京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首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性连锁经营权许可证”。通过不断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2002年东宇书店已开8家分店，总营业面积达1.4万平方米，经营品种超过10万种，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昆明新知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等购物中心经营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民营企业逐步改变规模偏小、家族管理、经营不规范的形象，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有的企业开始发展连锁经营，有的根据市场调整经营策略，有的着手资本经营，寻求与国有单位、外资的合作。

5.外资介入出版领域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出版单位属于国有独资单位，外资不可能直接进入这一领域。因此，外资主要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我国出版社以项目合作或者版权合作的方式间接参与出版活动。2003年5月1日《设立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正式向外资开放图书发行领域，第二年6月，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商务部批准，成为第一家获得批准进入中国内地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独资的图书发行公司；10月，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下属的贝塔斯曼直接集团与辽宁出版集团合资组建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国有资本与外资共同组建的图书批销企业，投资总额3000万元，合作期限为30年。总体来看，外商投资我国出版物分销领域的步伐比较平稳。2003年外资（包括港台资本）投资出版物分销领域4项、2004年有11项、2005年有9项。

6.中小学教材招投标

　　我国一直采用全国各省、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主要由省级出版集团所属的教材印刷中心负责，采取租用教材出版社的版型印刷，供应教材，新华书店负责教材的发行，这种方式很好地保证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在过去时间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但是随着出版发行行业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材出版发行中的行政垄断已经无法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阻碍了良性的市场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2002年，第一轮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启动，安徽、重庆、福建三省市成为教材招投标改革的试点。在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前提下，教材的出版发行由符合教材出版资质的出版发行机构通过竞标进行。2004年5月新疆成功对本区的免费中小学教材进行招投标工作。在全面总结试点省市招投标工作的基础上，2005年10月，部署了扩大试点工作。

7.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多年来，我国出版进口一直大于出口，如2003年北京地区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均位居全国第一，但是引进与输出之比为27：1。为扭转这种局面，实施出版领域的“走出去”，逐步明晰政府管理机关和企业的角色定位。2003年，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大型工程“金水桥计划”全面启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法国有关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的协议。2004年3月，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各3000本法文版中国图书亮相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小组”，确定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各出版单位或是与国外出版企业结成战略伙伴，或是在海外直接建立分支机构，向国外输出中国优秀的文化。通过努力，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输出局面有所改观。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狼图腾》以10%的版税，预付10万美元，2007年全球英语国家同时出版发行，创下了国内版权输出的三项新记录。

　　2000年-2005年，出版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管理机关转变职能、出版单位分类管理、新华书店股份制改造、民营、国外资本介入出版领域等等，其结果是调整了产业结构和布局、规范市场运作的行为、搞活出版市场，最终受惠于出版产业、受惠于人民、受惠于国家。

[时间：2008-03-10  来源： 中国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