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新闻中，我们刊登了《南方都市报》有关广州白云区某国营印刷厂装订职工阮国良宿舍上吊身亡，在自杀前该员工与印刷厂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报道。第二天该印刷厂发言人声称该员工的自杀与合同没有关系。新的一年，新的劳动法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该员工的自杀现象有说明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黄泉路源于一个时代的精神焦虑

　　阮国良属于印刷厂的最底层，也不属于机长类的“高薪”层，对底层员工而言，较之无故寻理由克扣员工工资、毫无福利保障的印刷企业，他所在企业尚属遵规而行，从报道看并未违反《劳动合同法》。在快速发展而导致生存竞争压力急剧加大的中国，阮国良自杀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新闻。笔者也无意以“印企工人日复一日超负荷运转”之类常见诸媒体的句子，来与其它行业从业者作横向对比，以资证明其自杀确属有因，显然这种自杀上的行业属性使然是毫无依据的。阮国良尚属底层工人，即便中国的一些知名作家、歌手、学者都会在鲜花簇拥时一夜间令人不解地自杀身亡，豆蔻年华的在读大学生一气之下轻率地走向黄泉路也多有报道。

　　据说某国外学者到中国调查，先考察了中国精神病院，此君认为“中国的精神病人越多，说明中国越发达。”这句听罢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的话，实有理，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是精神焦虑所致，而只有工作压力大的国度精神焦虑者才会多。国内近年来非常流行心理分析、心理悬疑电视剧，如《怪罪》等，足见抑郁症、精神分裂等与精神焦虑有关的症状在国内已经多有出现，不仅医院，甚至大学、社区、大型企业也纷纷开设了心理辅导课程，或专设相关部门、科室。

　　无情无义的社会予人以无望

　　但笔者以为任何分析还是要归结于个体，为示慎重，笔者将报道中的阮国良生前的状态归结如下：1）他于两年前曾患精神分裂症，后每况愈下，以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07年7月从精神病院出院后，在家休养未上班，厂方一直支付生活费；2）自杀前的2007年10至11月间，厂方他协商，予以经济补偿，但12月合同到期后不续签，他瞒着妻子签下；3）死后留下妻子与正在生病的9个月大的女儿；4）他生前孝顺顾家，爱妻女，失业后再度陷入狂躁中，对如何养活妻女十分担忧；5）报纸未披露他是否有基督教信仰，但他生前曾使用过祈祷用的十字架；6）他生前工作努力，却一直未晋升，在同批进厂工人属最差，基于对自身期望值高，他本人对此耿耿于怀。

　　从素材来看，阮国良的自杀心理轨迹可以归结为：A、内心有爱（对妻女），胸中有志（有抱负）——B、无力示爱（失业后无力再如前“孝顺顾家”）——C、失业后，精神分裂症相伴或后遗的狂躁症时常出现，令其焦虑不安——D、生命渺茫——E、奔赴黄泉路。请注意，如果把D换成“生命充满希望”呢？显然E便不会出现。做D工作的群体，在阮国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下，包括以下几类人：第一类：亲朋好友；第二类：厂方相关人员；第三类：厂方附近社区渗透进厂内的心理自愿者。不过，第三类人员在中国不现实，中国志愿者运动目前还远远没有到渗透进企业的地步。厂方人员是最能给予阮国良“生命充满希望”心理满足的。笔者并非在此指责厂方人员，厂方的作为符合《劳动合同法》，但在人道主义上显得欠缺，换言之厂方如果了解阮国良生活和心理上的困境，与之续约，阮国良断然不会走上自杀道路。笔者猜测，厂方心态有几点，一是在阮国良患病期间，厂方认为他们已经“仁尽义尽”地支付了生活费，自觉在法理和道德上并无亏欠；二是企业不是“施舍院”，继续“行善”吃亏的只有厂方，阮国良毕竟是有精神分裂病史的，复发的几率存在，一旦复发继续成为无劳动能力者，厂方仍然需要如常般支付生活费，不值得。也有其它两种可能性：阮国良所在的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对一个无劳动能力的人支付生活费，于厂方而言负担太重；阮国良所在企业是大型企业，一旦对于阮国良开了先河，其它工人便可效仿，对企业而言是“长远的失误之举”。总之而言，企业以盈利为目地，它能够做到依规行事已属万幸——胜于大量存在的违法违规型企业，择业者对于商业社会下的企业抱以“道德幻想”并不现实。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难道，以阮国良为弱者，就对他袖手旁观吗？那么，谁来关注这些弱者的生存问题呢？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完整的保障体系、关怀体系。而这种保障和关怀的工作不应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政府职能部门或民间志愿机构的工作只有渗透进企业里，才能将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化（阮国良的悲剧便属“完全可以避免的”）解掉，如此，企业的道德良知才会苏醒，这恐怕也是有关部门、人员需要深入思考的——如何对满嘴不离“钱”字的老总讲“仁义”。

　　笔者也意识到另外一种很可悲的现象，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企业职工，整体上并未培养出类如日本企业的“以厂为家”意识，少有职工愿意为企业奉献终生的。在此文化背景下，企业雇主间相互怀疑很自然，回过头来说，如果阮国良所在企业，在合约到期后，与他续约，或许还在担心他会不会“喜新厌旧”，干不了多久就跳槽。企业内雇主互信文化的建立，也理应成为有关部门、人士对社会关怀体系分析或实践的重要内容。

　　神学课程“基督论”里曾如是说道“耶稣的生，是为了死。”该论调为十字架注入了“他（耶稣）是为我死的啊…给我们换来的却是生命的温馨”的内涵。阮国良生前有通过十字架祈祷的习惯，但愿仍然手持十字架祈祷未来的生者，特别是印刷工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给他们所带来的生命的温馨，而不是社会以冰冷的、无情无义的面孔予人以无望。

[时间：2008-01-09  作者：佚名  来源：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