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完成原始积累并已具有较高的制造水平，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制造业增加值自2012年以来就稳居全球第一，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约达4万亿美元，制造业仍然是对我国GDP实际增长拉动最大的行业，拉动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而对全球制造业的贡献已高达35%，超过美国和日本。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所有产品的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全产业链”国家，其中钢铁、汽车、手机等220种以上制成品产量世界第一，进出口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制造业专利申请量保持了14年的高速增长，2019年我国首次跻身全球制造业创新指数15强。“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C919大飞机、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多个大国重器彰显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实力和强劲竞争力。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在我国快速战胜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有放缓趋势，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日益增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断攀升。

 

　　一、制造业发展呈放缓趋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恐受影响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动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8%—33%之间，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苗头，2013年该比重一度下滑2.55个百分点至30.10%，2014年短暂反弹到30.50%，之后四年一直在30%以下。先进制造业出口方面，2008—2018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比重波动上升，从2008年的29.39%上升至2018年的31.44%，十年间仅上升了2.05个百分点（见图1）。2017—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由7.2%下降至6.0%，仅三年时间就下滑了1.2个百分点。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的分析也显示，近年来我国新注册制造业企业数量持续下滑，而关停注销企业数量攀升。从企业注册量看，2017—2019年间，我国新注册制造业企业规模由52.46万家下滑至47.16万家，相当于平均每年减少5.2%。其中，分企业类型看，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新注册企业下降幅度最大，平均每年减少8.8%和8.3%；民营企业新注册制造业企业降幅相对较低，但平均每年也减少5.1%。从企业关停注销量看，2017—2019年间，我国每年关停注销制造业企业规模由12.90万家攀升至20.03万家，相当于平均每年增长24.6%。其中，民营制造业企业注销关停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25.8%；外资制造业企业和港澳台制造业企业注销关停企业量平均每年也增长11.0%和6.6%。外资和港澳台制造业企业步入存量减少阶段。进一步分析显示，国内要素供给约束日益趋紧，国际竞争压力攀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持续放缓，影响其由大变强和高质量发展。

 

　　二、国内：劳动力、土地要素供给约束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减弱

 

　　（一）制造业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

 

　　充裕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劳动力供给总量不断下滑，成本加快上升的困扰。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方面，由于相关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同时也因我国劳动力总量稳步下滑，制造业用工难题日益加剧。企业互联网招聘数据显示，2017—2019年，服务业企业招聘量占全国招聘总量的比重平均达85.2%，与之相比，制造业企业招聘量占比仅达12.1%。统计数据也显示，由于产业转型影响，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规模正加快下滑，由2013年峰值时的5257.9万人降至2018年的4178.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15.9万人，制造业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比重也由2013年的29.0%下滑至2018年的24.2%。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企业互联网招聘数据显示，2017—2019年，我国制造业相关企业招聘意愿薪酬由6070.3元攀升至7344.4元，累计上涨幅度达20.4%，在二、三产业中，制造业薪酬上涨幅度仅低于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也表明，为了应对劳动力供应紧缺局面，制造业企业正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相关从业人员。相关研究则显示，随着我国工资水平加快上升，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差距正日渐缩小，在考虑劳动生产率差距后，欧美国家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甚至正变得更具优势。

 

　　（二）制造业发展土地成本明显上扬

 

　　土地成本是制造业企业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用地成本看，各国水平不一。受国土面积小、已开发国土面积占比较大等因素的制约，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地价均处在110—310美元/平方米之间，整体用地成本偏高；印度、马来西亚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工业用地价格整体较低，印度工业用地成本为50—150美元/平方米，马来西亚为26.91—236.81美元/平方米；但美国、日本等工业用地仍处于低位水平，以美国旧金山地区为列，工业用地价格仅为50美元/平方米。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价格加快上涨，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土地要素成本也正明显攀升。对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工业用地挂牌均价的分析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势头明显。以2012年作为基准，2019年主要城市工业用地挂牌均价平均累计上涨了13.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的对比研究则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用地价格与德国、韩国、印度等相当，但远高于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三）制造业企业资金链趋紧影响短期偿债能力

 

　　进入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营收在生产和销售两方面受疫情影响明显。从生产方面看，受各地防疫政策影响，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参差不齐，货物运输受阻，供应链运转不畅，企业复工不达产现象较为普遍。从销售方面看，受到疫情冲击和管控措施影响，国内居民消费能力下降，拖累内需；同时海外订单锐减、出口难度加大，内外需双重压力对企业打击较大。速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衡量企业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速动比率越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通过对制造业企业财务指标监测显示，在出现资金链紧张的制造业企业中，有83%的企业速动比率较2019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监测舆情对制造业资金链紧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是库存增加占用资金。从需求端看消费品和投资品需求的萎缩将逐步向制造业传导，部分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复工复产后库存积压问题已经显现，下游订单减少还会向上游传导，如果不能有效扩大需求，库存的资金占用成本提高，部分企业资金链将承受更大压力。二是企业流动负债增加。中证金融研究院称，2020年二季度营收减少叠加企业需要支付前期疫情停工期间员工的工资、租金、利息等刚性支出，使得企业流动负债增加、短期偿债能力下降。

 

　　三、国际：全球制造业竞赛趋于激化，国际竞争压力持续攀升

 

　　（一）制造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对制造业发展关注度不断提升，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加大国际市场争夺，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压力。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基于各国出口商品结构计算了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②，结果显示，我国与相关国家出口产品相似度总体不断提高。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我国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正呈短兵相接态势；而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则面临着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

 

　　具体看，与发达经济体比，2017—2019年，我国除与德国出口商品相似度略有下降外，与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出口产品相似度平均分别由38.3%、46.9%和40.1%提高至39.6%、49.9%和42.2%。这表明，随着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趋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正趋激烈。以日韩为例，按照海关HS2编码，2019年我国出口占比最高的前10位商品中，有5类商品同样也是日本及韩国出口排前10位的商品，在部分细分制造业产品领域，中日韩处于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局面。例如，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是2019年我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达27.0%，但同期占日本、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也分别达14.7%和28.7%。同样，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是我国第二大类出口商品，2019年出口额比重达16.7%，同期日本、韩国出口比重也分别为19.5%和13.2%。与发展中经济体比，近年来我国与印度、印尼等国家的出口产品相似度也有较明显的提高。其中，我国与印尼出口产品相似度由2017年的17.4%提高至2019年的20.6%；与印度的出口相似度则由45.7%提高至48.9%。特别是在纺织服装、玩具等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我国的相关出口市场空间正被东南亚、南亚等相关国家所蚕食。

 

　　（二）高端制造业发展受制于海外关键零配件及设备进口

 

　　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装备制造等产业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但相关进出口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自欧洲及日韩等国的进口商品中，集成电路及相关机器设备、气缸、变速箱、航空发动机、各类机床等的进口额均较大，其中，部分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材料、设备及工艺，欧美日韩等国处于垄断甚至独家垄断地位，一旦相关产品进口中断，必然会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19年我国仅自日韩进口的用作存储器的集成电路合计即达507.9亿美元（其中自韩国进口443.5亿美元），占我国该类产品全球进口额的53.7%。用作处理器及控制器的集成电路、其他集成电路自日韩进口规模也较大，2019年分别达159.3亿美元和113.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两类产品全球进口额的11.1%和19.8%。与此同时，我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所必须的光刻机主要由荷兰的阿斯迈尔（ASML）生产，其市场份额占全球的八成以上。

 

　　（三）产业技术升级面临发达国家的压力

 

　　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从专利数据来看，与西方专利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发展仍然落后，且屡遭“专利天花板”“技术封锁线”，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看，当前我国核心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领域，其中2013—2017年“数字通信”专利技术申请数量居第一，共28463件，但在药品、医学技术、生物技术、发动机、环境技术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核心技术专利分布数量仍处于低位。而从专利的层次和规模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专利“含金量”不高，我国研发投入总体规模仍不到美国的一半，研发投入和强度低于世界制造强国3%左右的水平。尽管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2019年上升至13位，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存在偏差。与日本相比，虽然日本制造业从总量数据来看表现不突出，但日本企业注重长期传承和持续创新，因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仍然很强，日本入围全球百强制造业企业超过40家，在产业上游的原料和设备领域，无论是专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非常突出，比较而言我国制造业发展往往容易受限制。

 

　　由于我国制造业利用先进技术的水平不高、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较弱，导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较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19.3%、日本30.2%和德国27.8%。在利润率方面，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5.5亿元，比2018年还下降了3.3%；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59%，而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率为6.57%，500强之外的企业利润率也到了4.37%，我国制造业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与制造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6%之间，年均增长3.83％，并不处于世界“最顶尖水准”。

 

　　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肩负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责任，是科技创新和民生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此建议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之基

 

　　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创新保护机制，加强创新投入的连续性与创新规划的引导性，切实营造开放式创新生态环境。定期开展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综合评估，围绕重点制造业领域和关键制造环节，推动相关龙头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方式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装备等的研发突破，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造业标准体系，积极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先进质量标准体系对接，健全质量监管及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制造业品牌培育，打造若干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知名品牌，完善国内高质量知名品牌向海外拓展的体制机制。

 

　　（二）加强制造业领军技能型人才培育

 

　　人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支撑。以领军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要着力培育和吸引高端管理人才队伍，建立高效、有序的技术移民制度，以制度支持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引进全球顶级人才来华工作。创新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科研院所与企业相结合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育方向结合企业需求，人才培养过程企业积极参与，为我国高端实用型人才做好储备。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力度和投入，围绕当前技术工人的紧缺领域，实时更新培训计划，健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探索推进网络化、开放式、自主型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切实解决当前我国熟练型技术工人紧缺问题。探索制造业类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优秀人才留在制造业。加强舆论引导，鼓励实干精神，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加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伟大事业。

 

　　（三）加快培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竞争优势

 

　　现代竞争是多领域、多维度的竞争，同时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各种因素也会在动态环境中不断变化。面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局面，必须树立危机意识，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积极培育基于多种要素的综合竞争优势，力保我国在国际制造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应继续激发国内消费市场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提高国内市场对海内外制造业企业吸引力；以新型基础设施为重点，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不断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完善产业聚集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协同能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努力降低企业综合税负水平和制度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