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小企业全面复苏了，中国经济才会全面复苏。因此，宏观宽松政策何时退出要看中小企业的复苏情况，中小企业PMI过了荣枯线后，再考虑宽松政策退出。

 

　　3、现在看，政府在有序释放潜在的金融风险。前些年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但城投债中有很多的“垃圾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硬扛着。估计下一步监管部门会释放城投债风险，用市场的方式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金融约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主要宏观指标显示，中国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2021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宏观宽松政策应该何时退出？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在姚洋看来，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超2%，但宽松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候。“宏观宽松政策何时退出要看中小企业的复苏情况，中小企业PMI过了荣枯线后，再考虑宽松政策退出。”姚洋表示。

 

　　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姚洋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达到8.5%到9%。未来五到七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5%到6%之间。同时，被疫情打断的经济周期会继续延续。”姚洋解释，他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做出这个判断。

 

　　对于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姚洋认为，中美之间还存在合作的空间，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合作空间，争取推动中美竞争朝着更加理性、有规则的方向发展。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超2% 但宽松政策还没有到退出的时候”

 

　　记者：你如何看待今年后两个月和全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姚洋：后两个月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大，全年经济增长估计在2%到2.5%之间。有观点认为，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以超过5.9%。如果能够达到5.9%的话，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就超过2%。

 

　　记者：随着经济的复苏，很多人在讨论宏观宽松政策退出的问题。在你看来，宏观政策应该何时边际转向？

 

　　姚洋：现在宏观宽松政策还不能退出，但具体什么时候可以退出，我很难去预测。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中的一大问题是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复苏不平衡的问题。我们经济好转主要依靠投资、房地产等拉动，主要是大企业在复苏。但是中小企业的复苏情况并不好，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再次陷入收缩区间，这个现象我们要警惕。当前中小企业还在缓慢的复苏之中，也正是需要流动性的时候。如果此时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话，中小企业的复苏就会受到打击，甚至生存状况会有危险。

 

　　从我们的金融体制来看，我们的金融系统存在着“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水少小河干”的问题。如果市场上流动性不足，大企业的流动性收紧，中小企业就会受到影响。继续保持一定的货币增长速度，中小企业就有望得到一些流动性。

 

　　中小企业全面复苏了，中国经济才会全面复苏。因此，宏观宽松政策何时退出要看中小企业的复苏情况，中小企业PMI过了荣枯线后，再考虑宽松政策退出。

 

　　“提升居民收入要继续发展服务业 但不能丢弃了制造业”

 

　　记者：除了你刚提到的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复苏不平衡，我们的经济复苏还有哪些隐忧？

 

　　姚洋：消费的复苏没有跟上。我们的经济复苏主要是因为出口、房地产投资等表现不错，但是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供给面的复苏。从未来一段时间看，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就开始复苏，到时中国出口就会受到影响，明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很难再有今年这样大幅的增长。因此，提振消费对于中国经济非常重要。

 

　　记者：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十四五规划期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在目前6亿人月收入1000元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姚洋：居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因为2010年之前，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而工业领域给劳动者的报酬相对来说比较低。2010年之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有所好转。这是因为服务业工人工资在增加值中的占比较高，很多劳动力开始进入、从事服务行业。未来要提升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继续发展服务业，把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中去。

 

　　不过，我们在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不能丢弃了制造业。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那么，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制造业如何不被丢弃？我认为制造业加大资本投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进行转型升级是一个方向。实际上，我们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是全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三倍，这一比例是高于很多国家的。我们应该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既能够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可以保证制造业的比重不会下降。

 

　　“未来五到七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

 

　　记者：你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中国将在明年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将持续一段时间的中高速增长。这里的“中高增速”是多高的增速？你做出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姚洋：未来五到七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如果在未来五到七年或者说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可以保持这个经济增速，我们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我做出这个乐观的判断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5%到6%之间。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在6%以上，不可能一下子下降特别多。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看，有人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非常快，但如果从工资的增长和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来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超过了40%，这个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相信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率还会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在不断进步、投资还有可挖掘的空间。

 

　　第二，被疫情打断的经济周期会继续延续。经济有波动，有高峰有低谷。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走低，2016年中国经济开始上行。但是2018年、2019年推行的去杠杆政策打断了经济周期的进程，今年疫情继续打断这一经济周期的延续。我相信疫情结束后，被打断的经济周期完全有可能得以延续。在新的经济周期到来后，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速会略快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记者：今年的经济增速的基数较低，叠加经济周期，明年经济增速大概在多少？

 

　　姚洋：如果明年能够把今年中国经济的损失补上，同时经济增速可以达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两者叠加，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达到8.5% - 9%。明年经济增速能否达到8.5%，关键看能否把今年中国经济被疫情损失的部分补回来。

 

　　“自主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开放的前提下”

 

　　记者：除了乐观的增长前景，在你看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姚洋：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开放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关部门一方面提出要自主创新，甚至重新提出进口替代。另一方面，又提出内外循环相结合，不主动和世界脱钩。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就是国外会不会认为，我们会通过行政手段来设立壁垒，以实现进口替代。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关税实现进口替代。现在我们不能再使用关税手段，但国外会担心我们使用别的行政手段来实现进口替代。

 

　　在我看来，不能简单地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开放的前提下。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看，中国的技术进步得益于开放，凡是技术进步快的领域一定是和国际最接轨的领域。我们虽然强调自主创新，但是一定要在开放的前提下，继续和国际接轨。和其他国家在一荣俱荣的发展中，我们的技术进步才会更快。

 

　　记者：在自主创新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芯片项目烂尾的现象。

 

　　姚洋：我们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卡脖子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工序，并不容易突破。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懂芯片产业，也解决不好卡脖子的问题，但跟风去做，一哄而上。再加上一些民间投资者忽悠地方政府，骗了钱就跑。最终导致一些地方的芯片项目烂尾。

 

　　我觉得在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之前，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应该把所有的卡脖子问题当做我们要突破的技术瓶颈的标准，应该缩小要突破的技术瓶颈或者自主创新的范围。我们面临千万个卡脖子的技术瓶颈，但每一个都要去突破解决吗？每一个技术瓶颈都要突破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财力和物力吗？同时，如果我们要在所有领域进行自主创新，这就意味着其他的国家要失去中国市场，这会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因此，从各方面考虑，我们应该突破的卡脖子领域主要是美国已经或可能制裁的领域，在关键节点上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就可以了。

 

　　“中美之间还有合作的空间”

 

　　记者：近期部分信用债违约风险引发关注，明年中国经济有哪些风险要警惕？

 

　　姚洋：现在看，政府在有序释放潜在的金融风险。前些年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但城投债中有很多的“垃圾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硬扛着。估计下一步监管部门会释放城投债风险，用市场的方式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金融约束。

 

　　记者：有哪些外部风险需要关注，如何应对？

 

　　姚洋：外部主要还是要关注中美关系后续的走向，这不只是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

 

　　目前看，中美之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还有合作空间。比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中方已经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近日宣布中国在这场全球行动中积极作为，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拜登在正式当选总统后，要恢复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领导地位，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所作为，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此外，中美在公共卫生上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目前中美两国在疫苗研发上的进展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可以进行合作应对这场疫情。同时，拜登正式上台后，会首先控制疫情，也需要和中国合作。

 

　　未来中美之间仍是竞争的关系，但中美之间还存在合作的空间，这就为谈判奠定了基础。未来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合作空间，争取推动中美竞争朝着更加理性、有规则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外企和国内企业的国民待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