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出版人主要做了些什么？

 

　　面对疫情，出版业积极行动起来，在相关图书出版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是推出综合防护指南图书，如广东科技出版社（简称“广东科技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等科技类出版社紧急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等；二是满足疫情的心理辅导需要，策划相关图书，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简称“四川科技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电子版，对突发事件心理防护尽早干预。

 

　　在一系列行动中，出版人以社会效益为先，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牵头下，出版单位也踊跃加入，提供免费学习资源。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教育类出版社服务教育，助力停课不停学。大学

 

　　出版社不但提供数字资源，还提供部分课程的视频教学。二是各类专业出版社提供各有特色的服务，包括科技、农业、法律、中医药等方面知识。

 

　　在专业战“疫”方面，出版业响应迅速。广东科技社在 1 月 23 日上午就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这距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仅过去 3 天。作者团队来自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容涵盖了新冠肺炎可能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自我保护办法、公共场所注意事项及防治误区等。防疫图书的高效、快速出版，体现了我国出版人的及时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各出版单位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服务。基础的防疫图书涵盖对病毒的认知、防护、治疗、心理健多项内容。出版社根据受众不同，推出了不同使用形式、类型多样的防疫图书。如为了激发儿童阅读兴趣，通过绘本、漫画等形式来描述相关预防知识；以问答的形式让读者了解此次新冠病毒，如何做好个人防护等。除了出版相关图书外，还提供多种形式的知识服务，免费开放了一批知识服务平台，提供科技、人文、社科等门类的电子学习资源。此外，部分出版社为了服务大中小学生在线学习，还开放了部分在线学习课程。

 

　　数字内容因及时性在疫情期间广受欢迎。疫情爆发在春节期间，出版生产环节处于放假状态，因此绝大部分出版机构都使用了电子书作为防疫图书发布的主要形式。同时，出版社还注意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受众面。图书出版以电子书先行，大大提高了传播速度，缩短了传播周期，使得出版人第一时间站在了防疫前线，充分发挥了知识服务的作用。

 

　　此次疫情发生后，出版界迅速投入实际行动，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组织专家编写大众预防图书，有效地为公众提供权威知识解答和相关心里健康辅导，体现出各出版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具有担当意识，履行社会责任。百余家出版机构免费提供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相关电子书，并限时免费提供了针对大中小学生的各类在线学习资源，很好地处理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疫情之后出版人怎样开展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出版业迅速利用自身优势，为抗“疫”做出了贡献。疫情给出版业带来不小的影响，打乱了年度工作部署。各行各业在反思，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出版人更是要以此为契机，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过往，以启将来。

 

　　出版人首先要做就是传播知识，从而破除谣言传播的土壤。在自媒体和网络通信发达的今天，出现大批伪专家，用一些不存在的专业词汇给公众“科普”，日常生活中一些明显不合常理，违背科学知识的谣言被大面积传播。每次公共事件出现后，微博、短视频、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上谣言四起。这需要我们在人文、科技等方面继续着力，培养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被披着新外皮的旧谣言所迷惑。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2020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也明确提出要“配备一批加强疫情防控、革除滥食陋习、改善人居环境的优秀出版物”。这也是社会效益评价考评办法的题中之义，出版界的责任就是要推出“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

 

　　在破除谣言后，出版人还要固本溯源，在网络媒体时代坚持底线。出版同仁要深刻领会《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文件要求，审视自己的图书产品是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出版界要坚守底线，固本溯源，编辑同仁要沉下心来，耐住寂寞，不出版粗制滥造的图书，不出版低俗读物，不搞引人眼球的炒作。

 

　　另外，出版人要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库存管理在选题开发和营销发行间的耦合作用。疫情之下，学校停课、书店停业、物流停运，出版工作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图书的生产和发行环节严重受损。图书没有转化为销售，便只能变成积压库存，加剧了出版单位资金流转的压力。在此情形下，重视库存管理也可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要从源头抓起，提高单品种的质量，减少生产量。从出版环节来说，就是要加强选题策划水平，出版优秀作者的优秀作品；对印刷量的决策更为严谨，多采用数据调查手段，为印量决策提供依据。在生产环节中，注意降低生产成本，把握好规模效应和适量印刷之间的关系，能够获得较为合理的生产成本，同时又不会导致库存超标积压，灵活采用按需印刷形式。

 

　　其次，根据教育类、大众类等不同图书属性制定库存数量的考核办法，对不同情况规定相应的处罚，形成制度。在执行中，严格量化考核，对责任发行员、编辑人员考核压库图书的数量，用经济考核指标促使相关人员谨慎决定图书印量。同时，将往年策划编辑开发的选题销售库存情况作为第二年度选题申报通过的参考指标，对已开发选题库存积压比例高的编辑申报新选题更要严格审核，并控制其申报数量。

 

　　最后，出版人要不忘初心，坚守出版企业的核心价值。此次疫情期间，传统出版因印刷和物流问题导致时效稍显滞后，数字出版则不受物理、时空限制。四川科技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等推出的防疫图书都是电子版先行免费推出，第一时间面向大众。如学而思等教育培训机构纷纷转向在线教育一样，纸质书的出版也要加快向数字出版转型。

 

　　根 据 当 当 3 月 大 数 据 显 示： 收 到 悦 读 卡 的读者平均每天阅读时长 1.2 小时，平均每个读者阅读了 3 本书。据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BigData-Research）披露，2019 年国民平均每人电子书阅读册数为 3 本。对比之下，纸质书的销售就显得异常惨淡。通过此次疫情，出版人应该深刻认识到出版单位的资产不是库房，不是有形资产，而是无形资产，是图书的版权，是经过编辑策划、作者撰稿、编辑加工处理后的知识。它可以通过纸质有形的物理介质来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电子书形式进行传播。编辑应该策划独特选题，组织一流作者，精心设计版式，推出文化精品；而不是做跟风之作，通过低折扣手段获得经济效益。

 

　　疫情发生后，出版业迅捷地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免费防疫图书，有效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疫情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对出版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出版人面对危机也在积极应对，如何“化危为机”，需要牢固树立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不断改革创新，以期获得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