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尽管上升迅速，然而绝对值依然徘徊在低位。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达1022.7亿元人民币，仅占GDP总量的0.1%多。即便将包含出版、印刷和发行等在内的整个大出版产业统计在内，以2018年为例，其整体规模约为1.87万亿，占当年GDP的2%左右。在文娱产业内部，图书零售规模甚至不及游戏产业2330亿元规模的一半。

 

　　在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看来：“这个数字，与当前我国人民的需求层次不相匹配，上升空间很大。”

 

　　“大众读书，教辅书籍等功能性阅读多，趣味性阅读少。所以业内‘有乐趣的书’出的也少。同时，出版界离市场越来越远，数字化的服务与产品难以落地。”对于业内的种种问题，袁亚春并不讳言。他提出，小康时代，业界应更透彻地理解出版的定位和使命；让“无用”之书与“有用”之书，各有存在、生长空间；出版既需要摒弃精英主义倾向，又不拉低读者阅读水准。“出书有品质，卖书有尊严；读书有乐趣，买书有余钱。”

 

　　“现在，中国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其中新书20多万种，但可以称为‘好书’的只占约10%。这种出版的体量与质量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对比，出版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文认为，小康时代出版核心目标应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美好生活)需求，从出版大国变为出版强国。”他建议业内进行“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加增长点、乘创新点、除效率点、减薄弱点，让出版与小康时代人民的新需求并肩而行。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少儿出版连续数年保持15%的高速增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少儿出版市场。“目前国内文盲率下降到4.5%；教育水平提高，供应了源源不断的读者和高质量的作者；随着研发投入的稳步增持，为出版业提供了不竭的内容来源。这一切为建设出版强国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坚实基础。”

 

　　同时，邬书林指出，在作为出版业核心话语权的学术出版领域，中国与世界仍有较大差距。“譬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管是病毒复原、还是疫情的最新研究进展等，全世界关注的都是《自然》《柳叶刀》等国外杂志期刊。没有这方面的话语权，中国就难有出版强国的地位。”他希望出版业界能发挥好出版功能，在小康时代，一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争取出版的更大繁荣发展，使我国从出版大国成为出版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