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因为这篇文章惊世骇俗的标题，2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格外抢眼。身为Bard大学外交与人文科学专业的James Clarke Chace讲席教授、《美国利益》杂志总编辑、赫德森学院学者、原耶鲁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作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如下开篇，令世人得以一窥美国某些精英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快车今年春节陡然急刹车的窃喜与期待：

　　“因为某种蝙蝠病毒，犹如不可阻挡重型卡车的中国这周消停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经济发展，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们，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中国的实力（崛起）——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毋庸讳言，这场新冠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1]疫情爆发已经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新冠肺炎定性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又令国内外社会提升关注，这场疫情冲击究竟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发生趋势性转折，并进而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可补救的长期性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更一度出现了恐慌性“羊群行为”造成的大面积“踩踏”。

　　市场参与者的惶恐心理可以理解，毕竟，本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年份，中国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至四成。但在元宵过后、即将陆续全面重启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一度全面“停摆”的中国经济生活之际，审视当前中国超强力度的抗疫总动员，目睹疫后经济重启准备工作的细致全面，回顾非典疫情爆发的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绩，以及中国应对大灾大疫冲击的一贯优秀记录，对比2016年寨卡疫情对巴西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判断，新冠疫情不能逆转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经济不是什么“亚洲病夫”，而是小恙之后正在迅速康复、重新振作的巨人。

　　一、2016年寨卡疫情并未加深巴西经济困境

　　一场瘟疫就能把整个大国拖入经济深渊吗？即使不是世人公认的全面工业化国家，只要已经建立了有效运作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否定的，2016年巴西寨卡（Zika）疫情提供了一个最近的案例。

　　巴西寨卡疫情始于2014年8月，到2015年10月初，在巴西26个州和1个联邦区中，已有14个州报告了寨卡病例。到2016年1月，全球已有2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寨卡病例，其中美洲有22个。世卫组织于2016年2月将寨卡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是基于这样的疫情。

　　从上述基本情况来看，当时巴西应对寨卡疫情所面临的形势在主要方面比当前中国新冠疫情更严峻：出现寨卡病例的国家数目明显多于当前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国家数目，当事国家的政府行动能力远远不能与今日中国政府相提并论，而且当时的巴西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之中，2015年经济萎缩3.5%之多。

　　尽管如此，在当时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纷纷下调巴西经济增长预期的恐慌情绪中，世卫组织和国际奥委会依旧断然拒绝了国际上要求推迟或易地举办奥运会的主张，第三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成为南美大陆举办的第一场奥运会。

　　结果，在巴西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之下，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期间没有出现一例实验室确诊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2016年巴西吸引外国游客攀上66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比2015年增长4.8%，打破2014年因举办世界杯而创下的外国游客人次历史纪录，也未造成寨卡疫情在全球加剧传播。相反，全球寨卡疫情正是在这一年里明显缓解，世卫组织由此于2016年11月宣布，解除寨卡疫情的“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性。

　　从经济增长实绩来看，在世卫组织将寨卡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2016年，巴西经济不但没有加速恶化，其GDP萎缩和通货膨胀程度反而均有所缓解。2014年，巴西经济增速急剧下跌至0.5%，2015年萎缩3.5%，寨卡疫情定性升级的2016年萎缩3.3%，2017、2018年增长率均为1.1%，2019年前3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0.6%、1.1%、1.2%。在通货膨胀方面，2014年巴西消费者价格（CPI）同比上涨6.4%，2015年急剧上升至10.7%，寨卡疫情定性升级的2016年为6.3%，2017、2018年分别为3.0%和3.8%，2019年1—11月逐步下行至2.7%。[2]

　　二、中国经济2020“强行军”目标可期

　　巴西做到过的事情，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不能做得更好。事实上，在非典疫情爆发的2003年，中国就已经开创了经济增长率超越上年、并开启1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期的奇迹。2003年当年，中国实际GDP增长10.0%，高于享受正式“入世”第一年红利的2002年（增长9.1%），2004—2007年每年GDP增速都是两位数（参见表1）。当前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的行动能力比2003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世卫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力度远超自家建议，将新冠肺炎定性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不信任中国政府应对能力，而是考虑到中国之外其它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不在同一层次，市场参与者又凭什么对中国过度悲观？

　　梅新育：这次疫情后 中国经济增速会比之前更高 

　　就当前这场疫情而言，不少唱空者恐怕忽视了人和组织体系效率、疫情重大冲击可能催生创新的因素。假如不考虑经济产出中人和组织体系效率的因素，不考虑应对重大挑战激发创新的因素，那么，这场疫情确实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产生可见的冲击拖累；但是，倘若考虑到经济产出中人和组织体系效率的因素，考虑到在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下全国性抗疫行动有可能引发平时难以推进的调整和改革措施，显著改善或消除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低效、无效、逆效因素，激发国民热情干劲；考虑到在一个国民与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干劲、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体系完备的国家里，重大挑战的冲击常常会催生发展潜力巨大的创新；那么，疫情冲击过后，在一年之中剩余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经济完全有望实现比疫情之前更高的运行效率和速度，一些在疫情冲击期间涌现出来的创新萌芽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成长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参天大树。

　　2003年非典疫情之所以没有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率，部分源于当时的全球性经济周期处于有利阶段，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抗疫行动带来的改革和激发国民干劲热情效应。同样，2016年寨卡疫情之所以没有恶化巴西经济，原因之一就是首次在南美大陆举办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明显激发了巴西国民的热情和干劲，从而提升了巴西经济的运行效率。鉴于中国在此次抗疫行动中表现出了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国家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国民、全球华人受疫情激发表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3]中国可望在一季度内、甚至二月份内基本恢复正常经济活动，那么，今年剩余的时间足够我们赶超，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们要努力重现2003非典年经济增长的历史。

　　同时，此次疫情爆发在春节假期，固然因此放大了对中国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的冲击，但也因此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冲击，而后者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根基。相比之下，2003年非典疫情始于2002年12月，2003年4月20日确认在北京大爆发，7月13日在美国发现最后一例疑似病例，覆盖了整个元旦和春节假期、年后开工生产高峰期，这个时段比今年至今疫情的冲击大得多。

　　不仅如此，2003年的非典疫情冲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生电商产业的发展，以至于今日之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电商大国。今年的新冠疫情冲击是否也会催生一系列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业态？我们已经看到了萌芽的态势。

　　作为冷静的研究者，在评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时，还需要考虑其它不确定性的潜在冲击。其它条件相同，不确定风险冲击一国经济的结果取决于该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中华文明诞生、成长于深受季风影响而气候复杂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从秦王朝覆灭的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间，中国正史记载的灾害总数便有5150次，平均每4个月一次，其中旱灾、水灾分别为1035次、1037次，[4]以至于中华文明传统中就锤炼出了依靠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应对重大挑战的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更将这种能力推向登峰造极，从而留下了应对大灾大疫冲击的一贯优秀记录。

　　1998年，中国经济遭遇东亚金融危机与反常气候的“夹击”，国际市场和学界、政界一片唱空中国经济与人民币汇率之声，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全部发生大洪水，其中长江洪水为仅次于1954年的20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松花江洪水为20世纪第一位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洪水为20世纪第二位大洪水，闽江洪水为20世纪最大洪水。但结果如何？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在接近8%的水平（7.8%、7.7%），2000年重回8%上方（8.5%）；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1997—2001年依次为8.2898、8.2791、8.2783、8.2784、8.2770元人民币兑1美元。[5]

　　更突出的是，就是从那一年起，通过强有力的国内经济“保增长”措施，以及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当时日本决策层顶不住压力将日元贬值了），使得东亚摆脱了竞争性货币贬值恶性循环的风险，中国经济在东亚区域内的“经济稳定器”作用一举超越日本。中国名义GDP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但论在东亚区域内的实际经济影响力，从东亚金融危机起就已经超过日本了。

　　去年末以来，我主张，今年中国经济要在各种不确定风险下开展“强行军”，现在，这项主张进一步加强。

　　三、关注疫情冲击中的创新萌芽

　　何谓“创新”？经典的定义来自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912年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即把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开辟一个新市场；

　　——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

　　——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而重大创新又往往来自应对重大挑战的需求，或是因为重大挑战打破了原来抑制创新成长的传统市场势力。在一个社会秩序混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崩溃的国家，重大冲击通常只能带来纯粹的经济损失，创新难以萌芽，即使萌芽也通常会在恶劣环境中夭折。但重大冲击如果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广大充满活力、干劲、旺盛进取心的国民和市场主体，它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那么，重大冲击将成为众多创新涌现、成长的契机，其中一部分创新将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在当前的这场新冠抗疫举国总动员中，我们正在目睹一系列创新萌芽，相信还有更多创新尚未登上媒体、进入我们的眼帘。

　　此次疫情冲击中最直观的创新来自直接与医疗一线相关的领域，相信这次冲击将造就一批新的专利药品和治疗方法，还有公共卫生服务、公共管理服务、新的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营运、……所有这些都在在疫情冲击中得到了难得锻炼，正在实现各类创新，进而提升效率。

　　如这次疫情冲击一方面造成了“九州闭户”的奇观，同时也创造了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的契机，我们也看到了企业主体积极发展新业态和政府积极鼓励的良性互动。针对疫情防控，政府提出“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线上咨询服务”的倡议，得到了相关电商平台的积极响应，如京东健康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在疫情初起时就提供了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免费问诊，政府相关倡议出台后又将免费问诊范围迅即扩大至全部科室的所有疾病领域，且24小时无休。这样的创新服务在当下对“抗疫”的益处自不待言，日后我们回顾，此次新冠肺炎冲击很可能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里程碑。

　　即使在不直接与医疗一线相关的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创新的萌芽。餐饮业毫无疑问是此次疫情爆发初期最大受害者之一，但在中国这个电子商务发达、劳动力市场弹性较强的环境里，强烈的冲击却迅即催生了新的业态、新的劳动力组合形式等一系列创新。如京东生鲜“餐饮零售发展联盟”等电商平台与餐饮企业合作的新业态，正在推动餐饮品牌开拓半成品速食生产，并利用电商渠道为其拓展销路，开辟增长新空间；中国主流电商平台几乎全部发布了“人才共享”计划，面向全国招募临时员工，诚邀临时歇业的员工在此期间以短期打工的方式加盟，大批餐饮企业员工已开始到因疫情冲击而业务上升的电商企业上班。

　　所有这些创新，不仅正在缓解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在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未来不仅可望服务于中国市场，也都是潜在的新的“走出去”增长极。中国在这次超强力度抗疫动员中向全世界展示出来的效率，如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超高效率，又会在海外市场上形成良好口碑，令我们的海外事业收获长期巨额无形资产，获得更多商业机会。

　　四、中小企业应急扶持政策折射中国经济重启前景

　　一国经济活力归根结底立足于其微观市场主体，宏观经济政策归根结底必须落实到基层实地；重大冲击之后，评估经济振兴前景，中小企业应急扶持政策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视角。这既是因为中小企业关系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弹性，与最基层民生联系最紧密，也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经济周期变动和重大冲击中最为脆弱，从而客观上更需要政府扶持。

　　同时，由于大企业“太大不能倒”，在危机关头而政府资源实在有限时，理性的选择是不得不“抓大放小”，集中有限资源力保大企业，任中小企业自生自灭。因此，倘若政府能够迅速拿出较多资源投向扶持中小企业，那就表明政府可用于“稳增长”的“弹药”相当充足，经济重启把握较大。

　　在此次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的相对脆弱显而易见。如表2所示，2019年1—10月，在各类工业企业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工业企业”类别亏损企业单位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负债合计、亏损企业亏损额等指标同比增幅均高于工业企业总体平均水平，充分显示出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其中亏损企业单位数同比增长10.5%，比全部工业企业亏损企业单位数同比增幅（7.7%）高出36%。

　　就中国全国而言，中小企业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疫后经济重启和经济增长率前景；由于中国国土广大，各地区发展水平落差可观，又需要剖析地方政策，方能准确判断。基于以下原因，要选择中国疫后应急中小企业振兴政策及其效力的考察样本，四川具有较强代表性，是个合适的对象：

　　——四川是中国名列前茅的人口大省，其政策影响因而具有足够代表性。201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8341万，仅次于广东（11346万）、山东（10047万）、河南（9605万），位居全国第四。[6]

　　——四川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2018年，四川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8883元，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7位。

　　——四川既有号称“新一线城市”的成都，又有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在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中，四川一省就占了一区一州，即四省藏区和凉山州。同时，四川城镇人口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59.58%，四川省为52.29%。[7]

　　在实践中，四川省政府已于2月5日正式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提出十三条政策措施，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度过新冠疫情冲击。通观这份文件全文，本质上是用政府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度劫”，而且覆盖了物流房租等费用减负、金融支持、财税支持、就业稳岗支持等领域，覆盖面相当广泛，为此需要投入的财力等资源可观。既然四川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在全中国处于中游、且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较多的省份都能拿出这么多资源用于扶持中小企业，那么，整个中国政府可用于“稳增长”的“弹药”充足程度，可想而知。

　　进一步分析这些具体政策措施，可以看到它们相当对症，且细致全面，能够有效兼顾抗疫应急和疫后经济重启之需，由此也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疫后经济重启政策应当是足够细致全面可操作的。

　　如物流费用补贴，根据我调查了解的情况，疫情爆发后，交通运输首当其冲而出现大范围梗阻，物流成本显著上涨。且不提许多地方出现的断路现象，单应急运输车辆、船舶出入疫区后相关司机、水手等人员是否需要隔离，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内部就存在很大争议，其中的潜在风险也无形之中显著提升了相关企业的物流成本。在现实中，不少出入疫区的司机完成疫区业务返回后，需要按规定隔离14天，物流成本由此上涨的幅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及其下级地方政府大力度补贴物流费用，对企业堪称“对症”。

　　又如金融扶持政策。如表2所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工业企业”类别利息费用同比涨幅（1.5%）不及工业企业整体利息费用同比涨幅（3.2%）的一半，这不是表明中小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融资成本更低，而是表明中小企业相对较难获得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中提出三条具体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对中小企业当有“雪中送炭”之效。

　　五、结束语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对防控疫情给予足够重视，不等于要自陷恐惧；正值中国经济重启之际，从千千万万工厂、餐厅、酒店经理，到果园、农庄、养殖场经营者，到到疫情爆发后一度深深陷入非理性群体性恐慌“羊群行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我推荐他们回顾非典疫情爆发的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绩，回顾中国应对大灾大疫冲击的一贯优秀记录，分享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任就职演讲中的这句名言。

[时间：2020-02-10  来源：网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