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楼市是否有所降温？投资、消费数据如何变化？在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社会就业情况如何？国家大力推行的减税降费是否取得成效？

　　

　　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分别解答上述问题。

 

　　解读

 

　　新动能

 

　　GDP首破90万亿 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90万亿元，比2017年增加了近8万亿元。从增速上看，2018年GDP增速为6.6%，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2.2%。从增量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8个百分点，而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加快向中高端迈进，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2017年增长11.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13.9%，在沿海一些地区比重还要高。

 

　　具体来看，去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2017年增长11.7%、8.9%和8.1%。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9%、15.0%和13.4%。

 

　　伴随着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成长，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都保持较快增长，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2018年北斗三号成功完成部署运营，首颗地震监测卫星升空，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科技引领发展作用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嫦娥四号又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

 

　　昆仑健康保险资管中心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表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我们不能只看增速的绝对值，还要看经济内生结构，“例如，三驾马车里有一项是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制造业增长是非常稳定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表示，去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实现了较快上涨等数据，确实体现了中国产业正在进行升级转型。

 

　　财经评论人李宁称，加快培育新动能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重要途径。上述经济指标中关于新经济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有非常好的增长潜力，发展后劲强劲。（潘亦纯）

 

　　楼市

 

　　楼市降温，房产投资增速略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0264亿元，比2017年增长9.5%，增速比2017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比2017年增长1.3%，增速比2017年回落6.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2.2%。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2018年房地产市场总体达到了调控预期目标。从时间上看，2018年整体表现为“春暖夏热秋凉冬冷”，8月份以后出现了民众所期待的“降温”，但变化较为温和。从空间上来看，房地产市场由过去的分化状态转变为整体收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包括三四线城市都在收敛。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是由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的影响；二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使得市场主体的预期发生变化。

 

　　另外，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2018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3%，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2.2%。

 

　　2018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虽然比此前略降，1-11月份为9.7%，1-12月为9.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但增长数据仍然很高，超出了预期。倪鹏飞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开发仍然保持了高增长，2018年土地开发费用增长达到14%。

 

　　倪鹏飞预计，2019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关键点不会变动，可能根据市场变化做出一些微调，2019年总体上趋势仍然是以“稳”为主。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商品房销售额增速明显快于销售面积增速，其中不排除当年实现的销售额有上期转过来的一部分，但占比应该不大，数据的总体趋势反映出已经形成交易的商品房均价更贵。这进一步说明，没有行政手段压制房价的区域，成交保持一定活跃度的同时，商品房均价上升了。一线城市和很多二线城市由于房价上升过猛，政府不得不采取“副作用很大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压制，但要防止三四线城市重走这条“老路”，要把治标的手段变成治本的手段，这需要打造房地产长效机制，必须依靠基础性制度建设，“这又是改革，又是啃硬骨头的事”，贾康表示。（顾志娟）

 

　　投资

 

　　民间投资增8.7% 应调动投资潜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2017年增长5.9%，比2017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为1995年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2017年提高2.7个百分点。

 

　　贾康表示，在投资方面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民间投资增长8.7%，由2016年以后的下滑态势反转为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行，因此可以认定，非民间投资的部分，即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增速下滑，并且低于5.9%。

 

　　贾康提出，非民间投资的部分可以充分调动潜力，目前我国宏观政策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定位和必要的调整，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在稳健的框架下更强调松紧适度等。进一步以投资来实现扩大内需，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空间也很大。贾康表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纵深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成长性，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明显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工业化目前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转换的阶段，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两个指标综合后得出的真实城镇化率水平约为50%，后面还有20个百分点的高速发展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化的一个成长性空间。”

 

　　从扩大投资的具体措施来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该进一步调动投资的潜力，可以采取与民营企业形成更好呼应的方式，比如PPP机制。贾康表示，前期我国对PPP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化的调整，这是有必要的，但绝不是叫停PPP。PPP的发展势在必行，我国是在稳定基础上更好地让它可持续发展，其中的关键是法治化、阳光化、增益化。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主要关系着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政府部门“放低身段”、创新机制，在具体的项目上与民营企业自愿签字，形成有法律保障的合同，参与PPP建设工程的全周期。贾康表示，这对于更好地形成服务型政府，对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意义。（顾志娟）

 

　　消费

 

　　社零增速回落，消费结构转向服务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数据，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2017年增长9.0%，增速创2003年来新低。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0.2%，2018年增速较2017年回落1.2个百分点。

 

　　社零稳中略降的趋势与居民收入走势相一致：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8.7%，较2017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7.8%，较2017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2017年提高18.6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个百分点。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消费具有顺周期性，名义GDP增速下行压制了可选消费，例如汽车等。并且，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居民预期以后的收入可能减少，也会抑制消费。房地产销售增速放缓，也拖累了房地产有关的消费。前几年居民加杠杆购房，房地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记者表示，居民收入增速稳中略降，消费结构从实物转向服务，是2018年社零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6.8%，增速高于前三季度0.3个百分点，与同期社零增速下滑走势相背离，表明居民服务消费正加速增长。

 

　　从限额以上各类别商品零售额来看，2018年多数类别商品零售额增速不及2017年同期，其中唯一一项出现负增长的商品种类是汽车类，2018年全年增速为-2.4%，而汽车零售额在零售总额中占比约三成。王青表示，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较2017年同期和前三季度分别下滑8.0和2.6个百分点，5月以来更是连续负增长，到12月降幅已扩大至8.5%，成为当期社零增速整体回落的主要原因。这主要受到汽车购置税优惠完全退出的影响。（顾志娟）

 

　　税收

 

　　税收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经济数据，中国2018年全年GDP同比增长6.6%。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公布数据，2018年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9.5%，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专家认为，从名义增速来看，税收增速已经低于名义GDP增速，并且2018年年内税收增速不断下降，已经体现出减税降费的效果。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税收收入增速是按照名义值计算，在将GDP增速和税收增速进行比较时，都应看名义值。2018年GDP名义增速为9.7%，这样来看，2018年的税收增速实际上是略低于名义GDP增速的。王青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2018年下半年以来增值税和个税减税效应逐步显现，2018年税收收入增速呈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到年底附近累计税收增速已开始慢于GDP增速。

 

　　经济学中一个常见的税负衡量指标是税收弹性系数，2017年到2018年，我国税收弹性系数均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并且逐步向1靠近。税收弹性系数为税收增幅与GDP现价增幅之间的比值，一般认为，弹性系数在0.8-1.2为合理区间。2017年GDP现价增速为10.4%，税收弹性系数为0.84；2018年GDP现价增速为9.7%，税收弹性系数为0.98。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曾经评价，2017年的税收弹性系数接近0.8，处于合理区间。2018年的弹性指数基本接近于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2018年我国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减税降费，2018年税收增长9.5%是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减税降费，税收增长的幅度可能会更大。2018年税收增速的月度数据已经逐步下降，由前4个月的16.8%回落到后8个月的5.2%。并且，2018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5014亿元，增长9.7%，退税方面相比2017年也有大幅度增加。这些均体现出减税降费的效果。

 

　　对于2019年税务工作的展望，刘剑文预计，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将会更大，以促进经济发展。另外，我国落实税收法律原则还会进一步提速。

 

　　王青预计，随着2019年减税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税收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将成为常态。（顾志娟）

 

　　失业率

 

　　失业率在5%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2017年多增10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

 

　　具体到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2017年同月下降0.1个百分点。2018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4.8%-5.1%之间，实现了低于5.5%的预期目标。

 

　　同时，12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7%，比2017年同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全国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4%，与上月持平。

 

　　1月2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回应记者关于富士康年前有大规模的解雇现象，以及4.9%的失业率是否能够准确地描绘中国失业情况的提问时，宁吉喆称，去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数据在内部已经试行了5年，无论从制度方法还是样本分布都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进行的，具有代表性。另外，宁吉喆表示：“你刚才提到的个例是有的，同时要看到新的企业还在进入中国，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包括百亿元规模的也在进入，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调整布局，这会带来一部分职工的转移就业和再就业。”

 

　　针对上述失业率数据，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基本上在5%左右，而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全球的平均失业率约为5.7%，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约为6.6%，发展中国家则约为5.5%，所以对比来看，我国的失业率还是维持在较低水平的。说明我们这几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得比较好，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也没有丧失，还是吸纳了很多的劳动力。此外，就业也得益于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信息产业的发展。

 

　　“我们在就业方面的挑战：一是东南亚国家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个挑战对我们影响暂时有限。再一个挑战，就是机器对人的挑战。”白明表示，目前中国失业的最主要问题应该是结构性失业，也就是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很多工作也找不到人。尤其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对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方面创造机会，给居民带来就业、另一方面创造环境，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带来自主就业，也可以给别人就业。”（潘亦纯）

 

　　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两年连降，仍存人口红利

 

　　2018年年末，中国内地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达139538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达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同比2017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死亡人口为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同比2017年下滑1.51个千分点。

 

　　可见，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出生人口率下滑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情况。对此，宁吉喆表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很清晰地表明，2018年中国不仅人口在正增长，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1523万人，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至于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有所下降，人口的数据不是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历史上我们有过人口高峰，现在人口的结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不必过度解读。”

 

　　宁吉喆称，我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有一些波动，但这个规模仍然巨大，我们9亿人当中有7亿多在就业，还是有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针对这一数据解读称，从数据来看，去年我国出生人数、出生率都是下降的。原因有二，一是前两年我们的出生率比较高一些，主要原因是“二孩”的累积效应正在释放，这一两年出生率逐渐就回落下来了。第二个原因是大批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正在退出生育旺盛期，1985年~1990年出生人群现在陆续都到三十多岁了，所以育龄妇女人数比以前少了，生孩子的数量自然就比以前少了。“这样的趋势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同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中国的出生人数会逐年减少，在未来几年内这样的趋势是很明显的，2019年的出生人口可能会比2018年还少一些。今后的出生率会逐步降低，死亡率逐步上升，两者持平后，中国人口就会进入一个零增长的状态，这个大概二零二几年会出现。”翟振武表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分析认为，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以及“90后”女性婚育推迟。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估计，从2018年开始，25-35岁育龄妇女的生育主力人口开始下降。这是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

 

　　未来中国新生儿数量会否继续下降？黄匡时认为，无论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预测，还是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以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人口展望等，都预计未来我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趋势是呈现下降趋势。（潘亦纯 许雯）

 

　　展望

 

　　2019年中国经济不存在“失速”风险

 

　　如何看待201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展望2019年，内外需求放缓压力可能增大。其中，受外需减弱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将回落。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基建投资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可能回落，整体投资难以大幅回升。消费增速稳中略缓，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2019年经济都存在下行压力。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则预测，预计2019年GDP增速将降至6.3%，比2018年放缓0.3个百分点。“中美贸易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对国内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叠加国内劳动力人口规模下降、储蓄率高位走低，以及金融周期下行等因素，今年国内经济运行将延续景气回落过程，GDP增速可能进一步走低。”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同时指出，2019年中国经济不存“失速”之虞。

 

　　“宏观政策将在‘稳增长’方向上逐步发力，前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也为2019年实施逆周期调节腾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王青补充，城镇化进程每年新增1000万就业，国内消费升级带动服务需求增长较快，高端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体上看，2019年经济运行的回旋余地仍然较大，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变中有稳”，不存在经济“失速”风险。

 

　　连平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宏观政策逆向调节力度将加大，对经济的作用将从2018年的调控和抑制转为2019年的支撑和托底，2019年经济增长或将呈现前低后稳。（侯润芳）

 

　　建言

 

　　货币财政宽松的同时不应“松监管”或“行政化宽信用”

 

　　针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成为共识。

 

　　近期，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危险。

 

　　“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余永定说，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此，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持有类似的看法。“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大逆周期调控的必要性上升。财政政策是主角，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专项债额度、结构性减税等。货币政策同样需要维持宽松，为宽财政提供流动性支持，并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实体。而美国经济见顶信号愈发明确、货币政策紧缩节奏放缓的外部环境，也为国内货币宽松打开空间。”

 

　　不过，经济学家邓海清同时提醒，政策层不应“松监管”或“行政化宽信用”。

 

　　“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确实是对的，包括货币宽松、财政宽松等等，但是需要减少行政化手段对市场出清的干预，更不能通过转移矛盾再暂时性强刺激经济。”邓海清解释。

 

　　一方面，目前中国杠杆率仍然处于历史最高位，杠杆率仅仅是稳住，并没有明显下降，需要慎重对待加杠杆。另一方面，不应以“行政之手”介入信用扩张，而应当让市场自然出清。应当允许经营不善的民企优胜劣汰、破产重组，对于违法违规、恶意欺骗市场的民企应当加大惩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