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中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将于2018年初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废纸、废纺织原料和钒渣在内的24种“洋垃圾”。2018年6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将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力争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自正式印发以来，“洋垃圾”禁令已一年有余，“蝴蝶效应”正在全球卷起风暴：欧盟决定对塑料征税，美国废品回收站堆积如山，星巴克要禁止塑料吸管……看似各自独立的事物，都在中国拒收“洋垃圾”之后发生着改变。而对于中国的再生行业而言，也正面临着一场洗牌与重塑。

 

　　禁令后，包装业遇“断粮窘境”

 

　　8月，纸价继续上涨。

 

　　不久前，华东、华南、华北等地区多家造纸厂再次公布上涨价格，上调废纸价格30-100元/吨。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成品纸市场迎来涨价潮，白板纸、瓦楞纸、箱板纸等纸种价格全面上调。

 

　　纸价变化的影响正一层层渗透至相关行业的各个脉络中：出版社新书定价“不约而同”上涨，报社纷纷收到纸厂发来的涨价函，一些包装企业面临“断粮窘境”。

 

　　近些年网购的普及刺激了包装行业的需求，几乎每一个快递包裹都预示着对包装纸的需要。而在“洋垃圾”禁令之下，包装行业上下游各种变量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2018年7月31日，纸业巨头理文造纸发布了中期业绩公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文造纸的营收与净利润均大幅增长，但其中期毛利率却迎来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从去年上半年的26.91%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5.18%，减少了1.73个百分点。这成为市场担忧的地方。

 

　　造纸厂的毛利率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纸品的出厂价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洋垃圾”禁令以来，进口废纸受限，而由于国内回收体系尚不完善，国废的供应量一时难以满足废纸需求，原材料价格上涨迅速，造纸厂利润承压。因而，尽管市场需求旺盛，包装纸厂商的股价走势却都不好看。今年以来，行业巨头理文造纸与玖龙纸业股价一度下跌。

 

　　上游纸厂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给整个产业链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包装企业，一方面要面临顾客对包装设计日益挑剔的眼光，另一方面对包装纸成本的增加望而却步，可谓两头承压。据中国纸业网2018年7月29日消息，东莞市纸制品制造行业协会会长林青透露：“就东莞一些企业来看，包装厂的订单下滑35%左右，有企业连白班都开不满。”

 

　　此外，同样是出于原材料（“美废8号”）的进口限制，新闻纸也“洛阳纸贵”。一名人民日报社的资深编辑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起，新闻纸价格上涨尤其迅速。据回收行业媒体再生网数据显示，2018年8月，国产新闻纸全国平均价格为6350元/吨，较去年同期（5100元/吨）上涨24.5%。

 

　　在今年8月份的中国报业2018年新闻纸市场信息交流会上，中国报协理事长张建星提及，去年以来，新闻纸生产企业纷纷转产、减产。目前，国内能够正常生产新闻纸的厂家仅剩3家。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年1至7月，全国新闻纸产量为122.6万吨，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5.1%。

 

　　漩涡中的再生塑料行业

 

　　不仅仅是纸业，对于“洋垃圾”其他相关行业而言，整治力度的加码正倒逼行业转型。再生塑料行业同样处于漩涡之中。

 

　　一直以来，进口废塑料受到再生资源行业厂家青睐。由于从国外进口废塑料比进口塑料原料成本低，而且废塑料在经过处理后仍能保持较好的加工性能，因而较多企业依赖进口废塑料以降低成本。自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来，废塑料进口量近似“腰斩”。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数据，2017年6月国内废塑料进口量为59万吨，《方案》颁布之后，2017年10月进口量下滑至31万吨。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再生塑料行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产业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 “小散乱”企业。这些企业易受波及，如今多数处于停产状态。

 

　　在被称为“江北塑料第一镇”的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刘官庄镇，曾有多家“小作坊式”塑料加工厂，形成包括原料产销、吹塑产品、塑料制品等一整条塑料产业链。鼎盛时期，刘官庄镇从事塑料加工制造企业发展到500余家，塑料加工制造业户2000余户，“洋垃圾”是加工塑料颗粒的主要原料之一。近几年来，在进口固废禁令及环保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的双重“重压”下，刘官庄镇大大小小数百家塑料生产企业已停产。

 

　　从小生长于此、家里曾经从事塑料加工行业的李晓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现在设备和小工厂都还在，但跟进口废塑料相关的，主要是依赖原材料的粉碎、清洗、造粒企业都停产了。”2017年7月，刘官庄镇对全镇393家涉塑个体工商户和6家造粒公司的172个车间实施了关停、断电处理。如今，李晓家的工厂也已转做生产塑料制品。

 

　　清华大学环境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蒋建国称：“‘洋垃圾’禁令期间，相关企业可能都要面临洗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大的企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小散乱’的企业可能难以生存。”

 

　　不过，行业“危机”也常常是产业转型的机遇。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洋垃圾进口禁止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相关企业的压力，但长期来看价格上升之后，会有新的供给者立刻涌入，将短期压力消化掉。

 

　　李志青同样在其评论文章中表示：“‘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需要依靠国内“土垃圾”补足，就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

 

　　星巴克要停用塑料吸管 

 

　　与中国的行业洗牌相映的是，在太平洋彼岸，中国突然停摆的市场，让一套运转了几十年的废物回收体系也正面临重塑。

 

　　波士顿韦斯特伯勒一家回收厂里，老板本•哈维面对堆积如山的固体废物“束手无策”。据《波士顿环球报》2018年6月5日报道，这家回收厂已经堆积了5000吨废纸与纸板，另外，每天还有400吨新材料会运送进来，却只有不到50%可以有效回收。在回收厂约7400平方米的场地中，几乎有一半的空间已被废品填满。

 

　　此前，这些固体废物都可以作为商品运至中国。如今，中国完全禁止了包括废塑料和混合纸在内24种材料，对于禁令之外仍可正规进口的硬纸板、废金属等也大幅提高了标准，要求杂质占比例不超过0.5%。一些工厂老板表示，现有设备根本无法将污染物含量降到这个标准，因而不得不支付每吨70美元的费用，将固废运往垃圾填埋场或焚烧炉。

 

　　一些工厂正试图采取措施清理回收物流，包括放慢加工设施运行，或者限制接受的材料类型等，“每家从业者正陷入挣扎”。

 

　　市政单位也正受到影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在马萨诸塞州罗克兰镇，居民资源回收所需支付的成本，由此前的每吨付费3美元涨至70美元。而在布兰垂镇，资源回收成本已上涨逾10倍，官员担心，若费用继续攀升，地方政府恐怕要减少教育或交通等其他公共服务开支。

 

　　而在其他国家，中国的“洋垃圾”禁令也同样在重塑回收行业。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2018年6月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中，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从1988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塑料垃圾的数据，据此推测，预计到2030年，全球可能会有1.11亿公吨的塑料垃圾无处可去。

 

　　“这是一场国际危机，我们无法承受这些费用。”一家回收厂老板在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中称。

 

　　研究者通过数据绘制出2016年中国塑料废物进口来源及1988-2016年累计塑料废物出口吨位图。橙黄色线条为2016年中国塑料废物进口数据，灰色为1988-2016年各国出口数据，颜色越深，出口越多。图片来源：《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对此，欧盟已经进行了政策响应。据德国之声2018年5月28日报道，当日，欧盟委员会提议要全面禁止棉签、刀叉、盘子、吸管等一次性塑料产品，以更为环保的材料取而代之。同时，要求生产商要协助支付废物管理费用及环保宣传工作的费用。

 

　　提议中要求，在2025年之前，欧盟国家要的一次性塑料饮料瓶回收率要达到90%，在2030年对全部塑料包装实行回收。这一提议还需得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欧盟委员会表示，将敦促其他机构优先处理该提议，希望能在2019年5月欧洲选举之前获得批准。

 

　　这一趋势也影响到了星巴克。据《西雅图时报》报道，2018年7月9日，星巴克宣布，要在2020之前停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目前，星巴克旗下28000多家门店每年使用的塑料吸管数量超过10亿根。作为替代性选择，星巴克将提供可回收的无吸管盖子，或使用其他可回收材料制作的吸管。

 

　　“世界工厂”与“全球垃圾回收站”

 

　　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热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是“世界工厂”，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对原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巨大集装箱船离开中国港口，行驶至发达国家，返程时载回这些国家的回收物。之后，经过层层分拣加工，作为原材料的回收物进入各地工厂，被生产成新的货物。

 

　　这条进口供应链之所以得以运转，源于每个环节各自获利。对发达国家而言，严格的环境标准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废物处理费用高昂，出口至中国无疑是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中外对话》研究院冯灏撰文分析：“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处理的费用大概在每吨400美元至1000美元。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

 

　　最对于中国而言，彼时享誉全球的制造业需要更多原材料。“中国收纳的‘洋垃圾’主要是塑料、废纸、金属材料等，都是还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的原材料 。”蒋建国称，“我国此前进口这些固体废弃物，作为发展资源不足的补充。”

 

　　另外，从废塑料中回收原料的成本也要比从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料稍显便宜。作为报价高、不挑剔的“最优买家”，中国的接收方通过多次挑拣分类，形成了一条条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且自成体系的产业链条。

 

　　在李晓的记忆中，货船会停在刘官庄镇的港口，“洋垃圾”压缩包进入到家里的小工厂中，拆解后粉碎、清洗。“进口塑料都是经过分类的，是质量比较好的材料，其次是国内工厂的废弃材料，最次的是国内垃圾回收站运过来的，比较脏也难处理。”

 

　　除却原材料需求，“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利润可图，也是‘洋垃圾’进口的驱动因素。”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称。

 

　　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在于回收的低成本以及二手元件的再利用。例如在“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广东贵屿，拆解加工电子‘洋垃圾’不仅可以获取大量铜、铝、锡及贵金属，还可以获取大量可再使用的二手元器件，这些元器件重新流向市场，因质量上乘而广受欢迎。 据《贵屿镇建设再生资源专业镇实施方案》显示，2010年，贵屿废旧电子电器、五金、塑料回收加工利用达220万吨，产值高达50亿元。“垃圾致富”并非传说。

 

　　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命题

 

　　“只要停止一些事情，就可以撬动全球贸易体系——禁止‘洋垃圾’就是其中之一。” 安大略理工大学能源系统和核科学副教授丹尼尔·霍恩威格在其文章中表示。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产业分工逐渐深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作为一种“副产品”，环境问题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依据“环境成本转移说”，贸易的往来通常也隐含着环境成本的国际转移。由于经济实力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满足本国消费，同时将污染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成为环境成本转移的经济驱动因素。

 

　　据此，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污染的“避难所”，“洋垃圾”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二十年间翻了十倍。据商业咨询机构China Briefing的数据，2016年，美国废纸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国。欧盟27国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运至中国。

 

　　尽管作为可回收固废的“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材料短缺，但毫无疑问，如果处置不当，大量固废进口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成本。导演王久良2016年发布的纪录片《塑料王国》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几十个大小乡镇，最终在一个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进行粗糙的分拣。“一些‘洋垃圾’的加工过程主要依靠人工手工拆解，对从业人员的健康隐患是很大的。”蒋建国表示。

 

　　出于控制发达国家“污染转移”、保护发展中国家环境的需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对各缔约国进出口危险废物的国际义务及其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中国于1990年3月22日在该公约上签字，也是世界上最早加入的缔约国之一。

 

　　不过，一个公约不可能避免所有的污染转移，经济与环境的双重问题很难用环境约束来解决。由于环境处理的高成本以及输出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巴塞尔公约》生效之后，“洋垃圾”越境转移依然存在。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收紧“洋垃圾”准入标准，一方面源于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阶段也密切相关。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行“绿篱”行动，对进口垃圾的品质进行严格管理，并以强硬姿态打击非法走私垃圾进口；2017年3月，中国发起“国民利剑”行动，再次收紧对“洋垃圾”的督查。

 

　　蒋建国介绍：“产业机构升级是一个原因，环保意识增强与遏制污染的考量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废品产生量也越来越大，处理处置出现了很大问题，洋垃圾挤压了国内废物回收的动力和空间，带来的二次污染隐患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对欧美国家的影响，也暴露了全球此前依赖单一进口商的脆弱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洋垃圾”之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中东、拉美各国，正可能成为新的“垃圾场”。

 

　　李晓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江北塑料第一镇”的诸多中小企业关停之后，“有些年轻人或者家里破产的去了东南亚，像老挝和越南。把同样的模式移植过去，那边人工成本更低，而且不限制，赚钱比在这边多。” 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印尼塑料回收业协会会长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证实，越来越多的欧美固废正被出口到印尼。

 

　　这种选择相较之前的污染转移并无本质改变，，依旧建立在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国家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的基础上。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对《南方周末》表示：“中国禁令将有助于倒逼印尼提升回收系统水平，但也不希望印尼沦为欧美新的垃圾场。”

 

　　“环境具有全球共同性，全球的环境保护是一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处理自己产生的废物。”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告诉界面新闻，中国的新政策是一个风向标，这会倒逼垃圾出口国提升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完善本国循环经济体系。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公开发言中称：“重要的是大家要统一到巴塞尔公约的精神上，各个国家都要立足于自己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自己来减量、自己来处理、自己来消化，这样很多事情才会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也有利于全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普及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