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方童书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四百年前才有“儿童”概念的诞生和“童书”的出现。

 

　　童书曾披着宗教外衣

 

　　今天，孩子很容易成为家庭的重心，抚养、教育“孩子王”是家庭的一项核心职能，与之对应的消费市场已经“喂养”出一个巨大的经济文化产业；作为特定的消费群体，儿童拥有自己专属的服饰、用品、食品，以及书籍。然而回到西方中世纪，却不存在“儿童”的概念，小孩与成人之间只有身形上的差异，除此以外界限模糊——儿童并不会得到特别优待，吃用基本与成人无异，可以说是混在成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没有“童年”的西方中世纪儿童被后来的学者形象地称为“缩小版大人”，这个时期又被称作“黑暗童年传奇”，直到17世纪初，“儿童”的概念才得以逐步呈现。

 

　　而在早期清教徒的眼里，儿童不但是成人的缩小版，还自带“原罪”，邪恶且顽固，只有从小修整“枝桠”、改邪归正，才能走上救赎之路。随着部分清教徒移民美洲，这样的观点也跟着他们一起漂洋过海。一开始引导孩子的皈依掌握在教会手上，到了17世纪末理性主义抬头，人们开始意识到，引导儿童明辨是非的最好老师不是教会而是父母。渐渐地，拯救儿童灵魂的主动权从教父转移到了父母手中。

 

　　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建国早期出版的儿童启蒙读物多具有宗教性质。1690年出版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可以算是美国的第一本童书，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逐渐风靡北美，成为家家户户学龄儿童的必备。作为教授新英格兰地区的孩子有关阅读、宗教和道德的基础读物，《新英格兰初级读本》的核心词是“原罪”与“救赎”，每一个字母和生词的教学，都结合了圣经中的箴言。

 

　　启蒙孩子心智更重要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是欧美国家童书发展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里，童书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开始从撰写手法、形象塑造和题材上更向今天的童书靠近。

 

　　法国哲学家卢梭是为“原罪小人”洗刷罪名的第一人。1762年，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卢梭在荷兰出版了《爱弥儿》（又名《爱弥儿：论教育》）。在这本书里，卢梭指出，儿童非但不是撒旦的化身，也非空空如也的一张白纸，而是与生俱有分辨善恶的道德感，有他们独特的情感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孩子，是“高贵的野蛮人”，被世俗浸染的成人往往要从儿童身上汲取天真单纯的力量。

 

　　这样的观点，被逐渐兴起的欧洲中产阶级父母所接纳，于是儿童从“要接受救赎的堕落灵魂”，成为“上帝的使者”；家长们更意识到，不光为孩子们写书很重要，以孩童乐于接受的形式而非说教的方式来写更为重要。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一本关于儿童抚养和教育指南的书里就指出，针对孩子注意力难以持久的天性，童书必须有不同的形式，以有趣的图片和故事而非说教的方式来启蒙孩子的心智。

 

　　理想中的孩童形象总是随着时代而变：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存亡压力之下，儿童身上的宗教痕迹虽然逐渐被冲淡，小小身躯又开始被视作正义火种，品行端正的“儿童公民”才是未来新国家的希望。“小华盛顿的樱桃树”的故事就此诞生：年幼的乔治·华盛顿在砍倒父亲心爱的樱桃树后勇于坦白错误，得到了一句“一万棵樱桃树比不上一个诚实的孩子”的褒扬。然而讽刺的是，“樱桃树”的故事来自美国作家威姆斯童书里杜撰的一个故事——这个教育小朋友要诚实的故事自己本身就不“诚实”。

 

　　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主角形象，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逐渐受到“调皮坏小孩”的挑战。南北战争的混乱引发了美国人对于道德、对错的民族大讨论，第一批被理解和认同的“坏孩子”形象，开始在童书里担当主角——马克·吐温笔下的小英雄汤姆·索亚以及哈克贝利·费恩横空出世，喜欢探险和抑制不住偶尔恶作剧的小男孩生机勃勃，更像是身边活生生的儿童。

 

　　从写实开拓到幻想之作

 

　　19世纪后半叶，铁路建设的发展使得期刊更容易运输传播，由此带动了美国期刊杂志的订阅量。将儿童作为读者群的期刊也随着行业的发展兴盛起来。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斯克锐博纳月刊》，拥有包括马克·吐温等知名作家为其撰稿。

 

　　不光是在美国，欧洲童书也有自己的“黄金时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得益于印刷工厂大规模的生产拉低了纸张印刷成本，欧洲生育潮、识字率的提高，使得更符合儿童天性发展与想象力的童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经典之作，在今天的童书小读者中仍饱受欢迎。

 

　　比如说，在儿童文学方面：1857年由英国作家托马斯·休斯所著的《汤姆求学记》，是第一次深入展现儿童日常生活、描写儿童学校文化的开山之作。8年以后，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德幻想之作《爱丽丝漫游仙境记》又为童书奠定了新的里程碑，富有想象力和同理心的写作方式也征服了大人，有人称其为“儿童幻想文学发展的奠基书”，有人说它的出版开启了英国以及欧洲儿童文学出版的黄金时代。1883年，一个渴望变成真正小男孩的木偶诞生了，意大利奇幻小说《木偶奇遇记》来自卡罗·洛迪，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传播，也成为世界儿童的成长必读故事。

 

　　你也许没有听过《奇妙的奥兹男巫》，但是你一定听过它的另外一个名字——《绿野仙踪》。这是一个由美国文学作家莱曼·弗兰克·鲍姆在1900年创作的，讲述一个纯真善良的小女孩、一只调皮捣蛋的小狗、一头胆小的狮子、一个稻草人和一个铁皮樵夫之间经历冒险和友谊，收获成长的故事——稻草人希望拥有头脑，铁皮人希望拥有一颗心，胆小的大狮子则希望获得勇气。鲍姆的这部长篇童话，首开美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先河，充满勇气、信念、正义的精神内核，使其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被誉为20世纪杰出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人称其为美国的“西游记”。1939年，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绿野仙踪》又成为影视经典，后者的名字甚至比前者更为响亮。鲍姆为自己建造的家取名正是“奥兹小屋”，在那里他养育了自己的几个孩子，给他们讲童话并记录成书。

 

　　《彼得兔的故事》于1902年在英国出版，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书中一只生活在农场庄园里、身穿蓝色夹克的小兔子亲切活泼，成为几代欧美家庭经久不衰的童年回忆。在英语国家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一本“彼得兔”的故事书。

 

　　“彼得兔”的作者毕翠克丝·波特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个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专注于儿童读物创作。在成为专业作家前，波特的职业是家庭教师，读者群自然就是她所教授的孩子们。《彼得兔的故事》最初就是波特在1893年，以信件的方式写给一个名叫诺爱尔的5岁残疾儿童。每一个“彼得兔”的故事都充满了探险、幽默，以及最终美好的结局，因而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本书让毕翠克丝·波特成为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儿童作家。从1902年第一个故事的发表到今天，《彼得兔的故事》系列童话已经被翻译成36种语言版本，全球销量超过1.5亿册，被称为“儿童文学的圣经”与“不可逾越的经典”。

 

　　学院派与商业派打造童书春天

 

　　从20世纪起往后的一百年里，美国童书开始进入“黄金时代”。而推进的新兴力量有两拨：一拨是以纽约图书馆为代表的学院派，另外一拨则是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商业派。

 

　　美国公共图书馆拓展少儿服务始于1890-1920年间。1911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兴建，负责图书馆儿童读物管理的安妮·卡罗尔·摩尔与出版社、作家、艺术家们关系密切，在她眼中，好的童书必须由精英打造，具备真正艺术和文学魅力的结合。在像摩尔这样的图书馆学院派的带领下，1919年，图书馆和出版商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儿童读书周，图书馆聘请专人在儿童阅览室大声为小读者们朗读童书；1922年，图书馆派们设立了纽伯瑞奖，激励一流美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创立；1938年，面向图画书作者的凯迪克奖也创立出来，为家长挑选优质的童书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商业资本也在跃跃欲试。1919年，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编辑部，巨大的销售业绩引来其他出版公司纷纷效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门口的报摊上价格极其低廉的漫画书集体亮相，每本10美分的价格即使是孩子们用零花钱也可以轻松支付。在图书馆学院派们看来，这种粗制滥造、情节低劣的小书简直是场灾难。“浪费时间、降低审美、剥夺孩子的文化传承”是学院派对商业派冠以的罪名。

 

　　但商业资本不会由此止步，1942年他们出版了《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小金书，一套共12本，采用廉价纸张印刷压缩成本，以迅猛势头、极低的价格在食品店、火车站倾销。虽然为高品质童书派鄙夷，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小金书的价格是他们童年拥有第一套童书的原因。在市场的浪潮下，《世界上最慢的小狗》轻松创造了百万册的销售奇迹。

 

　　图书馆学院派与商业野心的搏斗在彼此的交锋中也逐渐找到了节奏。取之以对立的两极，美国的出版商纷纷建立童书板块，并且作为出版社销售业绩最好的部门，配备最好的编辑。从曼哈顿城的格林威治村、到银行街、到第五大道，有才华的创作者与编辑不断涌现，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炙手可热的佳作。

 

　　1964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创立了国际图书世界博览会，这是关于童书的最大规模博览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已有超过六十多个国家的上千家童书出版商们携作品参展，表明对于童书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历史溯源

 

　　蒙学读物

 

　　中国最早的“童书”

 

　　读书识字儿童叫“蒙童”

 

　　相较于西方在中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儿童”概念，中国自古将儿童与成人相区别，开始读书识字的儿童又叫“蒙童”，针对“蒙童”而教授的“蒙学”以及“蒙学读物”早在周秦汉魏时期就初现端倪。

 

　　我国古代儿童读物内容丰富，既有以识字类为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又有以教学传颂为目的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为儿童讲述历史通识的“蒙求”体裁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以及百科知识类儿童读物如《名物蒙求》《幼学琼林》等。

 

　　对于蒙童的阅读指导原则，一般遵循“熟读成诵”、“学思结合”、“博览群书”三步，因此对于“蒙学读物”的编撰必然要求语言精练、高度概括的同时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如《千字文》全书一千字，开篇就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 律吕调阳。”向孩童展示了一副宏大的宇宙景观与自然规律。《百家姓》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将姓氏四字一句组合起来，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律美感。

 

　　现代童书始于“五四”时期

 

　　晚清时代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刊，开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同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则是中国童书出版的发祥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下，童书作为对时代新生力量的希望得到重视，以求塑造“新国民”。这一时期的童书出版人多是大家，包括儿童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儿童文学翻译家郑振铎，文学家周作人等等，都加入了童书创作出版的阵地。

 

　　其中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发现儿童”的观点，并在1923年的《儿童的书》中提到“图画书”对儿童阅读的重要意义：“儿童需要从我的经验上看，便是故事和图画书……”因此1928年，美国童书作者婉达·盖格的《100万只猫》的出版，代表美国第一本儿童图画书面世，同一年里我国就将其作为图画故事丛书之一由金屋书店发行。

 

　　拥有世界最大童书市场

 

　　截至2017年，中国未成年人人口数量接近4亿，由此带来的童书市场潜力巨大。过去的十年里，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唯独童书市场一枝独秀、逆流而上，以年均增幅10％、每年6亿册的童书出版、数十亿的销售总额稳居市场榜首，以至于一部畅销童书养活一个出版社的情况也并不稀奇。蒸蒸日上的销售业绩，使得过去的十年是业内公认的“中国童书黄金时代”的十年（2006-2015年），也是各家出版社都争相建立童书板块，跑马圈地般大规模引入进口童书，“野蛮生长”的十年。

 

　　而中国童书的出版行业，也从以快速引入进口童书，到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国内的优质原创童书。曹文轩的《草房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朱成梁的《团圆》获得香港“丰子恺儿童图书奖”以及“2011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儿童图书”，郁蓉《云朵一样的八哥》以及黑眯的《辫子》得到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图双年展的“金苹果奖”，越来越多高质量原创童书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童书的黄金时代还将继续。

 

　　以《团圆》为例，它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过年时与在外打工回乡的父亲团圆，一家人共度春节的温馨故事。这本书既讲好了中国的故事，也传递了世界的共同情感；既引起了孩子们的共鸣，也感动了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