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发表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沈联涛、香港大学教授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文章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要归功于其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监管者和政府对技术发展的友好态度，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7.31亿互联网用户，比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 

 

　　这些因素为中国金融技术(FinTech)市场的高增长预期奠定了基础。高盛公司预测，2016-2020年间，与消费有关的第三方支付量将从1.9万亿美元增长到4.6万亿美元；非传统贷款人贷款将从1560亿美元增加到7640亿美元；新的在线导向的资产管理规模将从8.3万亿美元增加到11.9万亿美元。 

 

　　中国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AI)方面的投资。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报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测算，取决于采用AI的速度，AI技术将为中国GDP增长带来0.8-1.4个百分点的增量。谷歌AI中国近期在北京成立，由在中国出生的谷歌云计算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主持。 

 

　　文章分析，但中国数字经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公司的最新研究《数字中国：赋予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数字化程度仍比中国高4.9倍，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在追赶及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麦肯锡报告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改变四个关键行业(消费和零售、汽车和交通、医疗、物流)，并创造相当于全行业10%-45%的收入。这将对现有的价值链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增加就业、消费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 

 

　　为了确保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对突破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与社会风险，中国数字经济需要实施明智的监管机制，这就需要审慎考察推动及制约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 

 

　　十年前，几乎没人预测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数字经济突破。事实上，两位互联网先锋——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创业之初都经历过失败。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及鼓励试验与创新的政策，这两家公司才能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腾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 

 

　　他们利用新数字技术以及高质量的电讯及物流公共基础设施，来撬动和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服务业，从而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崛起的先锋。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开拓了新市场，挤出了制约生产率提升的传统中介；腾讯的微信降低了个体之间通讯、交流、协作和社会活动的成本，刺激了跨行业创新。两家公司的创新成功推翻了制造、分销、媒体和金融之间的壁垒，帮助中国经济在规模、范围上与速度维度同步提升。 

中国迅速崛起的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产率、收入和财富提升，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市场创造力的写照。各级政府也为市场创新提供了便利，明智地选择了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对新生事物采取网开一面的灵活政策，监管措施不但允许民企及市场不断扩张，还让这些市场成功融入全球经济。 

 

　　然而，基于市场的创新具有内在不可预测性，与创新有关的预期常常会过度高估或低估现实可能。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监管滞后加剧了营商环境的失衡，可能导致金融和债务风险、污染和收入不平均等社会问题。 

 

　　在现行体制下，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五年中，政府也确实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通常会使用传统、非系统性，以及现成的行政管理工具。在过去一年，有关部门逐步收紧了对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互联网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地方债务及证券市场的监管。 

 

　　这些应急措施在短期有其必要，却无法根除导致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些更基本的制度因素，即如何处理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损失、监管漏洞等“灰犀牛”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制度与机制来应对企业破产、吸收损失，以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健全的破产流程、有活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体系，以及旨在降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累进税制。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一些市场不平衡，需要引入更强的竞争法、反腐败机制以及环境监管。 

 

　　文章指出，数字经济天然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有利于全球化。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数字经济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具有大规模冲击力的时代，在突破性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潜力，并避免其可能的弊端，需要构建公正包容的社会制度来保护产权及确保有效的市场。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清楚、合理、有效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