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发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文章称，就今年经济的运行态势而言，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日前已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且韧性很强。表现为进出口形势持续向好，就业较为充分，结构改革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切实执行，等等。而从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息来看，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明年将会继续推动深层次改革，而国企改革要取得实质性成效。有专家判断，国企可能已经告别了长达6年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期，至于央企利润增速则已经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和供需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正在深层次改革中不断得到改观。 

 

　　文章分析，对于经济规模已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而言，既要关注年度经济指标的是否完成，更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尤其增长质量的提升以及基于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广泛覆盖。上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着力强调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因为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如果有足够的弹性，且能释放相应的增长活力，其战略意义将大大高于经济指标能否提高0.5或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从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的相关信息来看，不久前正式组建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稳委”）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已在有序开展工作，作为国务院金稳委办公室主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比任何市场人士都明白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头等大事。如何防止“明斯基时刻”来临，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问题，而是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如今，中国已进入去杠杆的中后期阶段，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已低于9%，整体杠杆率呈现下降态势，但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仍然较高。尽管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处于低位，但增速不容忽视。当前需要破解的主要问题，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尽管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应对一些局部的危机，但如若国有企业等企业债务和银行信贷存在的问题不解决，如果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尽早化解，则中国经济将很难提高免疫力。因为鉴往知来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经济体长期运行于高杠杆债务区间还能与债务危机乃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绝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敏锐的经济与金融直觉，并采取若干措施加以防范。 

 

　　文章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迈上10万亿美元台阶之后的急务，不是经济规模在哪一天能够跨入15万亿美元乃至20万亿美元的超级俱乐部，而是如何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管控成本不断递增的时代，我们亟须按照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进行换血式调整，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挤压房地产泡沫，严控债务风险度的上升，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高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由国务院金稳委未来重点关注的四方面问题可知，无论是对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还是对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均显示在上述四个领域已经发现了一些可能的风险点。金融监管从来只有恒久的命题而无终结的答案，真实世界里也很难找到固化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这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独特新兴大国，在没有适配的监管参照系的约束条件下，必须尽快找到金融监管能力供给与金融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均衡点，以构筑起稳健且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由此强化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预警，扎紧金融安全篱笆。 

 

　　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判断，中国要迎来经济新周期，必须实现旧模式的基本出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新常态”，是新旧经济周期切换拐点来临之前的发展阶段，亦即产能过剩、杠杆高企和房地产库存严重状态下经济当如何启动存量改革的命题。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产能出清，还是去杠杆，抑或房地产去库存等，均已取得相当进展，有的已经开始步入收获期，这为新周期的到来蓄积了宝贵的力量。 

 

　　文章最后说，眼下还很难就中国经济新旧周期交替的时间节点给出精准的判断，但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时间轴，无疑以两个月前召开的十九大为逻辑起点。因此，由发展蓝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列车，可能已经到了新周期的“站台”，但是如何由新周期的“敲门”到“进门”，进而实现21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目标，既需要即期和中长期的调控拿捏、战略设计与有效执行，更离不开对业已表露出来的经济金融风险的高难度管控。 

 

　　如何找到风险管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有效均衡，是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