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印刷厂

　　人物简介

　　赫斐秋，1840年生在美国纽约，1865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美以美会派遣到中国传教。赫斐秋先后在福州、重庆传教，期间游历了不少四川名胜古迹，包括佛教圣地峨眉山。回到美国后，赫斐秋出版了《峨眉山游记》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峨眉山。1891年10月，他携妻子与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夫妇等一行8人，作为加拿大的第一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1892年2月，赫斐秋、启尔德等租用四圣祠北街12号的民房创办了西医诊所，这是川西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后更名为仁济医院，成为川大华西医院的前身。赫斐秋对于乐山的最重要贡献，则是创建了嘉定教文馆——中国西部最早的西式印刷厂。

　　1887年正值壮年的美国人赫斐秋（1840—1904）结束了在华的工作，准备从上海启程回国。从1866年美国美以美会派他来中国，转眼已过21年。他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中国的福州、九江、南京、镇江、芜湖等地度过，先后参与创建九江同文中学、镇江崇实女子中学等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中国人熟悉的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就毕业于崇实女子中学。

　　赫斐秋收拾好行李却感到依依不舍，这时才发现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美丽与哀愁共存，漫长的历史赋予她极大的魅力。赫斐秋正要登船，却忽然接到总部的电报：速去重庆处理教案善后之事。任务虽然相当棘手，赫斐秋却感到有些释然，因为可以借此到向往已久的峨眉山游历。不曾想，这趟西南腹地之旅，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向往峨眉山 这里是自然与人文的天堂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摇摇欲坠。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强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感和亡国阴云笼罩，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激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尤其是义和团风潮席卷中，洋人洋教常常成为攻击的对象，也是许多矛盾爆发的导火线，于是频发各种“教案”。

　　赫斐秋登上由上海到宜昌的小火轮，然后再改乘通往重庆的木船。那时，穿越三峡进入四川是一条危机四伏、艰险无比的道路，如果遇到大雨、洪水，有时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四川。可是赫斐秋并没有感到恐惧和害怕，反倒有些兴奋，因为去峨眉山是他的夙愿。

　　身为基督徒的赫斐秋，对中国佛教圣地峨眉山有种莫名的向往。凡事喜欢琢磨深究的赫斐秋，试图通过对峨眉山的了解，探究佛教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如何处理重庆教案善后？赫斐秋着墨不多，这与他喜欢文字记述，有时甚至有点琐碎的风格不同。他很快由水路前往乐山。乐山当时称嘉定府，下辖多个县，峨眉山在距州府30多公里的峨眉山县境内。

　　赫斐秋为了这趟峨眉山之旅做了充分的准备，聘请了中文老师、翻译、挑夫等，为数不少的一支队伍，以至于在嘉定城登岸时被很多人围观，甚至难以挪动。赫斐秋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和唇边修剪别致的白胡须，让乐山人十分好奇，忍不住问他高寿几何？赫斐秋开玩笑说自己150岁，对方大惊，称他神仙在世。而随队挑夫们则对乐山美食垂涎不已，撂下担子直扑小吃摊，把雇主落在一边狼吞虎咽。

　　赫斐秋惊讶地发现城里商铺的货物非常丰富，甚至有来自欧洲的商品。一些身着华丽丝绸的妇女和孩子如同度假一般在城墙上闲逛、放风筝。当地人热情好客，乐于与他们聊天，介绍风土人情。而赫斐秋也目睹和感受了嘉定的另一面：一些人因为少有洗澡，散发出令人窒息的体味，抽鸦片、缠足等。他在街上还看到一则官府的布告，上面写道：为了防范再次发生酒后打架斗殴利器伤人事件，禁止任何人携带刀子和短剑。今后打架斗殴当事人将被以谋杀犯罪论处。云云。

　　赫斐秋游览了大佛，他被这尊巨大的佛像深深震撼！他后来在游记中写道：整座山从山顶到水中雕刻着一尊佛像，扬子江拍打着大佛脚下的悬崖，发出巨大的声响。他还看见大佛的头上长有许多郁郁葱葱的小树，甚至听当地人讲大佛的鼻子是损毁后重新安上去的假鼻子等等。离开嘉定城后，赫斐秋经苏稽、符溪一路前往。一路见闻令他十分惊讶，不但写下大量笔记，还画了包括铜铸华严宝塔、万年寺无梁砖殿、菩萨像等多幅素描。1888年这本名为：《western china：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的书籍出版。这是我目前能读到西方人士介绍峨眉山最早、最详细的书籍！一些学者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意译《峨眉山游记》比较贴切，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

　　赫斐秋在书中写道，在他原来有限的认知里，以为四川边远闭塞，“峨眉山地处中国文明的边缘”，然而到达之后，所见所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赞叹：“峨眉山是自然与人文的天堂……”“这里有许多人文奇观，有成百上千的盐井、伟大的丝绸文化、也是白蜡工业的中心。这里山被雕琢成各种各样的神像，有巨大的青铜造像，以及青铜塔……”（这里是指普贤骑象铜像，以及华严宝塔）。

　　决定留在中国 创建西部最早西式印刷厂

　　美与丑、善与恶，令赫斐秋不断震惊与叹息！

　　旅行结束后，他决定留在中国，并到四川开展工作。尽管他知道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或许收效并不大，就像他在书中所说“也许就像长江雾气中的蜡烛，只有微弱的光亮”。他呼吁要在那里“建立起公益性的设施，每一个公益性的机构要有资金，有医院、有经验的护工……继医院之后第二重要的是建立学校，因为知识非常重要……”“我们要把中国放在与英格兰同样重要的位置，派最好的人去中国，派去的人不但是最聪明的，还要有高尚的心灵。”

　　然而一场疾病，让赫斐秋来四川的愿望暂时搁置下来。

　　在乐山市中心城区的老公园内，有一幢几乎被人遗忘的破旧小楼，屋顶垮塌，门窗空敞，阒寂无人。但只要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与城中仅存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风格迥异，青砖灰瓦，一楼一底，内铺木地板，在西方建筑中融入中国元素。这座小楼曾是闻名遐迩的嘉定教文馆，中国西部最早的西式印刷厂，其创建者正是赫斐秋。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乐山图书馆所在地。

　　峨眉山之旅结束后，赫斐秋本想留在中国，并到四川来工作，可是困扰他的疟疾再次发作，使他未能如愿。两年后他身体逐渐康复，于是转向加拿大英美会申请。他卓越的工作成绩，以及妻子是加拿大人的背景，终于使他如愿以偿。1891年10月他携妻子与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夫妇等一行8人作为加拿大的第一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

　　赫斐秋一生在中国工作40多年，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能克服无数困难除了坚强的意志外，还得力于妻子的大力支持。40多年前英俊年少的赫斐秋，从美国安大略湖此岸去加拿大安大略湖彼岸走亲戚，不期与美丽聪慧的艾德琳相遇，她刚巧也来此探望表兄妹，这次巧遇似乎是上天赐予的姻缘。当几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聊天时，赫斐秋表达了将去中国的愿望，艾德琳立刻表示自己也愿意做同样的事。两颗心一下走近了。不久赫斐秋艾德琳结婚，随后一同前往中国。那一年赫斐秋25岁，艾德琳19岁。他们在海上航行6个多月，绕过非洲，于1866年5月抵达中国福州。在中国华南、华东地区，赫斐秋不但学会各地方言，成为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取得许多令人称道的成绩，还与妻子生育了4个儿子、1个女儿。

　　回加拿大筹款 嘉定教文馆终于正式开张

　　到四川筹建华西差会的过程中，赫斐秋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印刷所，当时四川的活字印刷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限的雕版印刷费工费时，价格不菲。大部分书刊要从上海运来，购买书籍相当不易，但却有将近1/3丢失在艰险的途中。

　　赫斐秋经过反复考量，决定在嘉定（乐山）建一个印刷厂。原因有三，其一是坐拥三江的便利交通；其二是这里相对开放；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嘉定造纸业比较发达，辖下夹江县有上千年手工造纸历史，而且距离嘉定城不过三十公里。他想如果能采用部分夹江纸，将大大降低印刷成本。

　　1897年赫斐秋利用回加拿大度假的时间，游说朋友和同事，终于筹集到1500元捐款。他用这笔钱采购了两台印刷机：一台戈登平压机，一台手摇印刷机，又在上海购买了数量有限的汉字字模。为了将这些机器装进平底帆船运入四川，赫斐秋在宜昌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免穿越三峡的急流险滩时触礁翻船。

　　据资料记载，这两台小型印刷机是中国汉口以西最早使用的印刷机。嘉定教文馆开业那天，乐鼓齐鸣，当地官员和一些乡绅也到场庆贺，不少百姓争先恐后前来看热闹。

　　嘉定教文馆开四川西式印刷技术的先河。但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遇到许多困难。赫斐秋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用一个工人来开始工作，为5000万人印制我们的所有书籍。而这个工人是一个外国人。我们缓慢地进行着。在印刷第一本小册子的那个日子，我看见他由于喜悦而双眼发光。一年以后，当已经印刷了15万册图书的时候，我增加了两三个工人。第二年，又增加了六七个工人。现在我们雇用了16个年轻人，一年之中印刷了310万页读物。”

　　数年以后，他在多伦多维多利亚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民族，我认为当他们阅读、收藏和喜爱书籍的时候，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比得上通过印刷品作为媒介来影响他们。”

　　1900年庚子事变中，赫斐秋不得不离开，嘉定教文馆因此一度停业。事变结束后他因疾病复发不能返回中国，后来在他的建议下，1902年春，文焕章被派到嘉定重启印刷厂。从此，文家三代与中国乐山结下不解之缘。

　　文焕章是一位懂印刷业务，精力充沛的管理者，在他的带领下，教文馆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至1903年底，教文馆的铅字库扩大一倍，又添加了几台机器。据统计：从1902年3月至1903年底，教文馆共印书22.6万本，各类小册子和折页总计1083.1万页。此外，还印刷了日历、招贴画、地图等等169450张。

　　嘉定教文馆开业后，大量采用夹江生产的纸张，只有彩色封面使用外国进口纸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夹江造纸业的发展。4年后教文馆增加到40人，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很有影响的外资企业之一。1904年，嘉定教文馆迁至成都，次年更名为“华英书局”，内部分为铸字、中英文排字、石印、装订等科，抗战期间员工达200人。后来发展为成都印刷一厂。

[时间：2017-11-01  作者：徐杉文  来源：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