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与改革破冰期探索比较，政策方针是要稳中有进，着力解决周期与结构失衡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未来开道；而金融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加速，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简称“811汇改”）与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新货币篮子，亦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时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肯定了过去几年金融改革取得的成就，利率市场化进展明显。 

 

　　姚洋还指出，近年来推动最快的还数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展望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仍将是未来几年改革的重点，特别是一些债务缠身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实现有效去杠杆，并带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成长周期。 

 

　　2015年“811汇改”选择的时机是错的 

 

　　记者：如何评价过去五年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进展？ 

 

　　姚洋：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在几个层面上都有所推进。首先是金融领域，我们的利率基本放开。这个放开其实主要是通过开放民间金融放开了利率，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宣布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是可以浮动的。当然，存款利率还受一定管制，浮动的范围不是很大。 

 

　　由于民间金融放开了，所谓的影子银行部分就被打开了，实际上就意味着利率自由化。因为老百姓可以选择，既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里，也可以存到影子银行里，所以通过影子银行基本上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措施，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描述成一个改革，但事实上起到了这个作用。现在很少有人会去抱怨金融方面的管制，主要是影子银行和直接融资得到了发展，大家的投资渠道还是比以前更多了，这就是改革。 

 

　　记者：近年来也出现了金融乱象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年金融改革过于超前？ 

 

　　姚洋：金融领域改革推进的是很快。在金融领域犯的错误就是2015年的“811汇改”。汇改本身没有错，应该让我们的汇率更加灵活，但选择的时机是错的。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最大的时候搞汇改，这个时机选错了，造成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反覆。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其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热钱，是资本出逃，而不是我们正常的对外投资，其后不得不进行外汇管制。 

 

　　记者：你认为在人民币贬值周期时不宜搞汇改，但这个时间窗口似乎不太好判断。 

 

　　姚洋：我觉得时间窗口还没到。有些人说时间窗口就要到了，可以放开了。我觉得还应该让中国经济再往上走一点，至少应该让汇率回升到6.3左右再开始考虑。现在还在6.5、6.6之间波动，我觉得还不是太稳。 

 

　　记者：所以你认为金融开放的改革反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姚洋：对，负面影响非常大。整个对外金融的开放走了回头路。 

 

　　推动最快的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记者：你认为过去五年来改革的亮点是什么，成效如何？ 

 

　　姚洋：推动最快的实际上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有几个显着的例子，一个是新华都入主云南白药。新华都以254亿元购得云南白药控股公司50%的股份，控股公司持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实际上新华都持有了上市公司20%的股份，而且包括新华都的老板陈发树本人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这样合计起来就超过了20%的股份，这是混改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另一个混改的例子就是东北特钢，到地方上去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中小国有企业都在实行混改。 

 

　　国有企业改革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改革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一些债务缠身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式来实现改革。去年10月11日国务院出台了“债转股”的指导性意见，为民间资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市场上有钱，就是缺好的项目。很多国有企业其实都是好项目，技术能力、机器设备都是国内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唯一缺的就是合理的管理模式，通过混改可以带来新的管理模式。 

 

　　记者：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两者间有没有矛盾？ 

 

　　姚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到广东顺德访问。因为顺德是国有企业改革最早的地方。我对顺德市经委主任说，你们搞国有企业改革，在我们北方那叫国有资产流失。他说在我们这里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叫做“止血工程”，他说如果不改，国有资产还在流失了，那才叫“流血”。因为国有资产都没发挥作用，现在把它改了国有资产都发挥作用了。你说这是不是“止血工程”？这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来考虑，生产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发挥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造不出来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记者：“互联网+混改”、“PPP+混改”、“债转股+混改”、国资进入民企、外资参与混改、交叉持股等各种模式不断涌现，现在有说法认为这些模式都没有在实质上打破垄断，这样是否有可能成为不打破垄断的借口，由此阻碍市场化改革进程？ 

 

　　姚洋：大家是被大型央企给迷惑了。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十几万家国企，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改革还留下来12万家，这几年我估计还有10来万家，央企才一百家左右。我们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它们身上呢？这些巨型的国企你要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要改也是缓慢的，要放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中去改。另外还有10来万家地方国企都是中小型的，这些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着呢，没有任何垄断能力。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 

 

　　记者：你多次强调应注意经济周期的因素，是否同意现在“新周期”的说法？ 

 

　　姚洋：我自己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就像上一轮1998年到2003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推进的非常快，改革完成之后就遇上一个新周期。新周期中这些改制之后的国有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过去年的稳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在未来几年还会有改观吗？ 

 

　　姚洋：我觉得下降的周期基本上结束了。下调周期从2010年开始，2010年是最高峰，2012年之后大家明显感觉到压力。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特别2014年、2015年，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七年一个小周期，七年下降七年上升，从2010年算起基本上就七年。上一轮周期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然后现在下降到2017年。所以2017年应该是个拐点。只要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收得太紧，复苏会自然发生的。 

 

　　未来应该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补实养老金个人账户 

 

　　记者：除了经济与金融领域，其他领域的改革推进如何？ 

 

　　姚洋：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在户籍制度方面，尽管没有完全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去执行，但也有推进。户籍改革变成了各个城市自己决定的重要改革措施。例如，深圳把户口转变成居住证，实质上变相把户籍制度改了，当然，居住证带有的福利还是没有户籍制度多，但已经包括教育和养老等正常的公共服务，唯一有所欠缺的就是买房会受到一定限制。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籍限制仍然较严。但二、三线城市会利用户籍制度改革争夺人口，特别是高端人口。 

 

　　农村土地改革的进展相对来说慢了一些，也没有达到三中全会的要求，但是各地的土地确权还是基本上完成了。一旦土地确权完成，农民土地长期持有的权利就有了保证，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过去隔几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现在基本上土地不再重分。 

 

　　记者：接下来的这五年会有一个改革的重心吗？ 

 

　　姚洋：我觉得国企改革是一个重心。当然我还是希望农村土地改革，包括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往前推进一步，现在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没动。周其仁老师给深圳做过一个方案，但最后没有推行下去，这方面我们应该再推进。户籍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难改就先过渡到居住证制度，然后再慢慢地往居住证上增加各种权利。 

 

　　未来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难点。我们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全面小康有一个目标就是社保全覆盖，要说当前小康社会哪个目标没达到，恐怕就是社保没达到。我们社保的统筹现在只到城市，连省都没达到，人社部部长说三年内要实现全国统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医保做得比养老保险好。因为大家要看病，所以医保推进的快。 

 

　　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即便在城市，居民的全部养老保险覆盖面积就60%左右，还有40%的人口在城市没有养老保险，农村就更低了。现在还面临一大堆人养老保险是空账，我是反对个人账户名义化的。从整体来看，个人账户的空账数额不是很大。四万亿对于整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应该让国有企业变卖一些股市上的资产，或者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变卖一些资产，在未来的5到10年里用变卖的国有资产补实个人账户。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