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商务的品格与出版的立场

商务印书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 世界一流 ;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商务印书馆——放眼全球,无论出版规模还是经济效应,商务算不上领头羊;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深度介入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术,在其艰难转型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同样也是千载难逢的。

  其实,这正是商务人的自我期许。从1902年张元济创办编译所起,商务印书馆就不满足于“来料加工”,而是以主动介入的强势姿态,跟世界潮流对话,与中国变革同行。1921年进馆、日后对商务发展影响极大的王云五,1926年撰《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称“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我只不过将时间拉长、视野扩大、标准提高,站在史学家而非当事人的立场,给120周年的商务印书馆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

  做出版,若不赚钱,必定是短命的。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首先是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均让人叹为观止。但赚钱之外,商务人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大出版家犹如大教育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这样,才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焦虑乃至放弃。将近一百年前,以主编《新青年》名扬四海的陈独秀,曾这么表述自家办刊理念:“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随感录七十五·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2号,1920年1月)。后者指向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杂志的精神。商务印书馆也一样,除了得天时地利人和,更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及理念在支撑。

  作为行业老大,商务并非每个历史时刻都能抢得先机,但总能迅速地自我调整,很快重返潮头。这与其坚守自家立场,但身段柔软,随时准备吸纳特异人才与新鲜思路有关。此乃大社与小社的区别,小社可以“一招鲜”,大社却必须兼容并包,方能有足够的人才储备。翻阅《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尤其是前半截,每年进馆人员名单,不时可以发现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这既是经营策略,也是思想方式。

  1899年,受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启发,梁启超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卷二第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其实,演说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是组织机构,与学校、报章明显有别。晚清人谈论的“报章”,兼及新闻与出版。出版与新闻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各自功能与立场大有差异,若想细说,最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么说来,若论晚清以降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最有力的机构,或借用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说法,当推学校、新闻与出版。其中新闻贴近时事,关注眼下,容易在政治史上留下印记;出版则培植根基,着眼未来,更倾向于与教育结盟。

  1926年,张元济曾撰《〈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一文,深情追忆入馆之初,如何与商务老板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东方图书馆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这里所说的“教育”,当系一种立场与情怀,而不仅仅是成功编辑小学教科书、筹办《教育杂志》或出版“大学丛书”等具体举措。着眼教育者,必定是低调的理想主义,或稳重的改革派。商务强调趋新,努力与时俱进,但从不走极端。虽有若干成功的期刊,如《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世界》、《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在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上留下很深印记,但均不持激进主义立场。商务印书馆及其主办的诸多杂志,其基本理念是植根中外文化,促成民族复兴,因而显得持重、厚实、阔大,而不以雄奇著称。这在救国心切的人看来,或许偏于保守。但这正是新闻与出版的最大差别,前者追求登高一呼应者影从的效果,后者则踩得深,看得远,故不敢乱唱高调。

  讲求实干,持之以恒,平和勤勉,商务的这些特点,与办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许正因此,北大的老前辈们乐于与商务携手前行。尤其是最初阶段,蔡元培、严复、林纾、蒋梦麟、胡适等,都在与商务的精诚合作中获益良多。回首120年间,一代代北大师生,既是商务的热心读者,也是商务的坚定作者,更是商务的好朋友——正是基于这一点,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非常乐意参与主办“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7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时间:2017-08-14  作者:陈平原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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