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是全球出版大国之一，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的力量显著提高且受到世界关注，但是我们学术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比出版强国是有差距的。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学术出版领域近几年的发展现状。就您来看，国内学术出版与国外学术出版的整体差距有哪些？

　　童根兴：学术出版按照领域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的出版。我所从事的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总体而言，国内这方面的出版是成就与问题并存，但在目前整个大环境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专业化。学术出版的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日益成为一个方向。首先是从事编辑出版的人才越来越专业化，其次是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社越来越集中化和品牌化，再次是出版的流程和机制越来越专业化，最后是出版规范的专业化。

　　二是数字化。数字化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消费都在朝着互联网+数据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数字化的浪潮也将影响到学术出版。目前国内各家出版社正在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专题化数据库的建设，如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在建设的皮书数据库、集刊数据库、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京津冀数据库、减贫研究成果数据库、台湾同乡会文献数据库、联民村数据库等。

　　三是国际化。除了传统的版权引进工作之外，近几年，我国在出版“走出去”项目上提供了大力支持，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走出去”也进行了规划，并设立了多项工程，比如“经典国际翻译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同时鼓励国内出版社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借助国外出版社的营销平台，进行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广，推进我国本土研究成果进入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脉络。

　　四是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基础薄弱的时代，本土的学术出版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作者的职称评定，因而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未能完全凸显。但在全球化以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整体大环境下，这样一种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国内很多学术出版社也在思考自身的角色。我们要成为服务于学者和科研全过程的服务商，提供一手数据服务、科研规范和写作规范服务、学术编辑服务、生产服务以及学术传播服务，促使科研有效，提高行业产出。同时，学术出版机构也从学术资产运营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现在风靡的IP这个概念也可以引入学术出版的过程中。

　　所以整体上，我认为，国内学术出版正在经历基础秩序的重新整饬过程，这也将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是一个巨大分化的过程。这几个方面，也正是国内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出版之间的差距所在。不过我们国家正在强势发展过程中，知识生产也处于强劲的发展过程中，相关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记者：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成果满满，但一直以来因为学术造假问题也影响了中国学术出版的国际声誉，您对学术造假这类事件如何看，以及如何从出版的角度防范学术造假，请您分享观点。

　　童根兴：学术造假的指控比较严重，还有一个比较轻微的说法叫作学术不端。关于学术造假本身，一个是要看大环境。学术造假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必然与社会中的其他问题连接在一起。二是不能泛泛地去谈学术造假，要明确到具体哪个方面，这样就有可能明确责任。造假或者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出现在科研的几个方面：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学术不端；科研过程中的学术不端；学术写作中的学术不端；署名过程中的学术不端；学术评审过程中的学术不端；学术评价中的学术不端等等。

　　对于学术造假，我认为要区分清楚类型并且制定相应的规范。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规范，比如教育部的《高校预防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技部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暂行规定》。但在具体执行层次要加以落实，并且采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记录和颁布。除了政策层面的规范外，学术共同体层面也需要加强自我监督，建立失信的基本名录和数据。

　　从出版社的角度，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或者严格传统的选题论证制度，继续强化选题的三级论证，并且可以引入专项论证。就是说，在一般的选题立项流程外，建立专家库，由外聘专家来对特殊的选题进行评审。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构建学术资源库，利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相关书稿进行核对。现在学术论文已经基本建立数据库，但学术图书方面，这种海量数据库还没有建立。出版社之间可以建立合作体系，共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记者：目前，开放获取的形式在全球学术出版领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您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出版未来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童根兴：开放获取是目前学术出版领域里一个热议的话题，这个话题的讨论是随着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数字化及网络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也使得开放获取从成本上可以实现。开放获取从本源上是说，我有一件东西，放在某个地方，别人可以自由去取。但在网络以及数字化技术没有普及之前，这种获取的成本是巨大的，是不太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模式的。学术出版领域进行开放获取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数字化技术，降低学术成果获取的费用门槛，推动学术科研成果的及时有效传播，促进学术知识的共知、共享、共用。这里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一是开放获取仍然需要尊重作者的权益，二是通过新的数字技术和网络，三是及时、免费、遵照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CC）协议等。学术文献的开放程度也有不同，从完全封闭到完全开放，中间有一长段的连续谱。

　　我们通常所说的OA期刊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柏林宣言》所说的，开放获取的对象还有开放仓储、开放获取图书、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数据、开放学位论文、开放会议论文、开放专利和标准、开放报告、开放软件及工具、开放音频、开放视频、开放多媒体、开放图片、开放项目网站等。

　　OA 期刊是目前学术出版界已经有商业模式的一个开放获取领域，常用的开放获取类型主要有两种： 金色OA和绿色OA。金色OA是由作者或机构支付出版费用而不对读者收费的模式。绿色OA 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金色OA的基础上不再收取出版费用，其中产生的成本主要由公益组织或政府基金支持。预出版/预印本也是一种OA的形式，是指文章在出版前，以一种固定格式的版本形式永久免费保存和交流。预出版通常没有严格的同行评议，平台只是对文章是否是学术文章进行初步的判断。

　　中国很多学术杂志都已经在进行这种OA的工作。由于我们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期刊获得大量的国家资助，没有市场销售的负担，编辑人员的主要精力在发掘选题和审稿方面，他们通常将电子版的文章放在网站上供读者免费下载。有些杂志已经明确表示不再赠阅纸质期刊。

　　目前学术机构在微信端上的各种公众号，用来推送研究成果，也是学术成果OA的一种表现形式。学术出版机构受限于资金、技术等，在这方面的尝试比较落后，但尝试者也不少，而且意义重大。自主的OA毕竟力量比较分散，无以形成模式和规模，对于后续的评价以及集成都有影响。统一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实践，可以进一步推动出版社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出版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国际出版的融合发展，重构出版社与作者、科研单位、基金会、图书馆等的关系，强化出版社的科研服务和学术传播职能。

　　搭建本土化开放获取平台，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出版规范的设立，可以使中国自主掌握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促进科研成果“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科研资金的外流。

　　借用数字技术对学术出版进行重新梳理，将是我们出版者面对全球化学术生产和传播时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中国学术出版者需要谨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在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建立中华学术话语权，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间：2017-06-21  作者：张桢  来源：国际出版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