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童书作者席璟来说，2017是个好年。年初开始，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柳暗花明了。一切来得猝不及防，又叫她忍不住拍手称快：就在去年9月，她还曾在家里嚎啕大哭，原创童话绘本的出版四处碰壁，付出像石头沉入海底；没想三个月不到，她一下从“有风险的新人作者”变成了几家出版社相互竞争的“抢手作者”。

 

　　同样高兴的还有原创童书编辑卫曼（化名）。2015年是她和同事最艰难的时候，童书市场爆火，新竞争者涌入。尽管他们早在2008年就进入了童书领域，但原创绘本漫画人力成本上涨，她们打不起价格战，也开始感到乏力，一度思考：是不是该放弃原创，像众多出版社一样，转向引进更好操作、市场反馈也更有保障的海外童书？

 

　　如今再回想起一两年前的动摇，卫曼庆幸，好在当时坚持下来了。相较之下，主要做引进版海外童书的编辑付蕊（化名）却头疼了。早在去年就计划好的引进项目，因书号审批放缓，被迫按下暂停键。本来她是可以赶上趟的：去年9月她就认识了席璟，但出于种种顾虑，从报题到磋商拖了好几个月，谁知最后还杀出个程咬金。今年的考核任务是铁定完不成了。她开始频繁地外出找选题，琢磨了几个，但毕竟经验、资源有限，成形的少。

 

　　翻天覆地仿佛只在一瞬。其实，大雨倾盆前，敏感的人已嗅出空气中氤氲的水汽。柳暗花明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地影响了羊群行进的方向。

 

　　然而，中国原创童书，会因此迎来春天吗？

 

　　999次机会

 

　　席璟在淘宝上定制了一千个手提袋，暖亮黄色打底，“本土童话家”几个字赫然可见，配上公众号二维码。最开始时，她只想订一个，打算见出版社时提着，也算是打造品牌。一查才知道，虽然单价才两块，但最少起订量是一千。她咬牙提交了订单，这样安慰自己：“每次见一个编辑，我就提一个新的袋子，那我现在剩下999个袋子，就是再给自己999次机会。”

 

　　那是2016年秋天的事了。时间再往前推，从冬到春，她写下了140个故事，有些是为了回答三岁儿子嘟嘟看似无厘头却非常哲学的问题，有些是自己想象力生发出来的故事，有些是为了满足嘟嘟喜好而定制的睡前故事……席璟是中国戏曲学院编剧专业毕业，编故事是老本行，也是天赋。走在绿芽抽枝的北京胡同里，她会突然双手合十，像个孩子般眼里放光，凭空想象一个奇异花园。

 

　　在咖啡馆坐定，她从手提袋里拿出好几本绘本样书。样书是她自己做的，在创作故事和文字的基础上，自费在网上找绘者画图，再自己排版、印刷、装帧。本职工作就是编辑的她，在做书流程上，比其他人更便捷。不过，她所在的出版部门和童书搭不上边，制作细节全靠直觉和审美经验，得摸着石头过河。

 

　　拿着样书成品登门拜访，出版社自然喜闻乐见——用席璟的话说，这是把一个原创童书编辑分内的前期工作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拍板决定、修改、后期推广。当然，这对她自己也有好处。去年夏天，她还只有故事、没有绘图的那会儿，她把故事发给某出版社编辑，两礼拜后再小心翼翼去问，对方只以“还没看”草草打发。

 

　　席璟相信自己写的是好故事，正如不少看过她故事的编辑所言，以及踊跃争当经纪人的各路朋友们的捧场所证。编辑雪舟（化名）近两年经手过好几本原创绘本，在与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的合作中，她逐渐意识到，国内不缺有想象力的好绘者，但缺能讲好故事的作者，国内绘本的一大弊病即故事生硬。与席璟的相识，简直让她如获至宝。

 

　　但这都是后话。在席璟狠下心自费找绘者之前，故事本身，并没能让席璟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垂青。文字不比图画直观，吃闭门羹也在意料之中。有了图，编辑好歹会被画风和形象吸引，多少翻看几眼。

 

　　“你的故事不像中国人能写得出来的，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评价了。可是本土绘本卖不好也是事实，又是新人作者，风险太大。”席璟回想起去年一位主编级的人物看过她的样书后，恳切却无奈的语气。有一次，她甚至说服了某出版社主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对方抱歉而委婉地告诉她，渠道为王。

 

　　她近乎义愤填膺地说起国内绘本市场的崇洋媚外：市场惯性地将优质与国外绘本挂钩、将低质幼稚与国内绘本挂钩，如果没有名人效应或足够鲜明的卖点，本土原创作者几乎得不到青睐。当当童书榜的图画书品类里，自有数据记录的2014年至今，无论是精装还是平装，销量前20名几乎全是引进版绘本的天下，2016年开始才有一套原创绘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杀出重围，跻身榜首。

 

　　两条路

 

　　编辑付蕊也体会过市场规则的强势。2011到2013年，全国580多家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面对市场化竞争，渠道商是不容忽视的合作对象，而电商渠道如当当、京东等，在近几年变得尤为重要。渠道是否推荐、放在哪个推荐位上，直接关乎图书产品能否进入买家视野；来自渠道的搜索、浏览及销售数据，也最直白地反映着市场的喜好。付蕊记得几年前向电商渠道提交图书上架信息时，被客服打回来修改，对方明白地告诉她：“一定要把‘外版’两个字加在前面，会更容易被搜索到。”

 

　　市场信号再明显不过。这并不意外，毕竟，国外童书发展时间更长、整体水准相对高、行业体系更成熟，绘本领域尤其如此，这是儿童文学学界、童书出版从业者与市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编辑杨康（化名）2004年入了童书这行，十多年前，绘本尚未被国内市场充分接受时，她几乎是带着义不容辞的心情从事着引进海外绘本的工作，把国外经典绘本或是符合她标准的好书带到国内读者面前。进入童书出版圈的理想主义者，多半是抱着原创童书的梦想入行，但那时候，童书市场远不如今天火热，大众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多半停留在小儿科、幼稚读物的印象中，“绘本”这一舶来的现代概念及其价值，更远在大众的认知范畴之外。

 

　　先驱者十来年的开路，加上一代年轻父母的成长，终于在2011到2015年把童书市场推至鼎盛。据开卷数据，在出版业一片萧条的大环境下，唯有童书出版领域一路欢歌，童书作家收入位居作家富豪榜前列，童书出版部门的盈利也相当可观。眼看有利可图，不少强势的新晋竞争者也入场分一杯羹。

 

　　新晋竞争者最快捷的入场方式，自然是引进海外童书。付蕊2011年入行，正是童书市场开始引人注目的时候，供职的出版社也要顺势成立童书部门，任务落在了她肩上。没有资源没有积累，白手起家，像大多数编辑一样，她选择了一条已被无数前人验证可行的道路——购买海外童书版权，翻译引进。

 

　　“做引进书周期比较短，一般两三个月就出了，买版权、找人翻译，版式设计都是现成的，（书）也经过一轮市场检验了，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读者也买账，风险小，好上手。”五年来，付蕊经手编辑的童书，八成是引进版。虽然也有小部分和国内知名儿童作家合作出的绘本，但说到这，她皱着眉头想了想：“可绘者找的是外国人……哎呀，那可能得算是90%了。”

 

　　后进场的出版社想从原创童书白手起家，确实不是易事。老牌少儿出版社掌握着大部分国内儿童文学的名家资源，而自带名人效应的本土作者本就屈指可数。“一条是更难的路，一条是更好走的路，你选哪一条？”见过童书业内各色编辑后，席璟一度心灰意冷，用近乎质问的语气抛出了这个问题。

 

　　席璟坚信，做童书编辑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不只停留在“术”的层面，更重要的是童书之“道”。与各色编辑沟通时，她最不能理解的两个问题就是：“你的书是写给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的？”“你的书有什么功能？”她理解编辑要面对的市场环境，但仍不免瞠目结舌：“好童话是文学，不是按功能性的分龄。真正的‘亲子共读’是让两代人受益，是诗意和哲理共存的故事，而不只是妈妈陪着孩子念出来。这是我的理想，我也在写这样的故事，但却成为了我和一些童书编辑的最大分歧。”

 

　　选择背后

 

　　一开始就走上险途的，也不乏其人。卫曼所在出版社的少儿分社，自2007年起便着手策划原创童书选题，“当时想着市面上海外童书居多，但很少能看到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相关的绘本或漫画，觉得可能是个市场空白点。”

 

　　就这样，卫曼和同事们开始确定具体素材，找本土绘画工作室长期合作，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漫画中国》，以Q版漫画的形式讲述上下五千年。市场反馈还不错，2007到2009年势头最好的时候，合作的绘画工作室拥有七十多名画师——原创项目居然也能养活这么多人。

 

　　好景不长，从2010到2015年，形势逐渐走下坡路。画师人力成本骤增，原来一个月四五千便能留住人，但随着影视、游戏等其他文化产业的强势崛起，不少画师以一两万的月薪被游戏公司等挖走，2012、2013年便只剩下二三十名。“我们不仅是在童书领域内和其他出版社竞争，也在和其他产业竞争啊。”卫曼说。

 

　　实际上，席璟第一次感觉被逼到崩溃边缘而嚎啕大哭，其缘由也和找绘者相关。用单纯的故事找出版机会无望，她破釜沉舟，打算自费请绘者作画。网上类似的画手平台不少，但一问才知，按图收费，最普通的画手均价也在每张500元左右。一本绘本至少16张图，只多不少，算下来每本样书都花费上万，全得自掏腰包。

 

　　除了人，房租水电都在涨，这两年，纸张价格也涨得厉害。成本高，就意味着图书定价的上提。提到价格，卫曼憋了满肚子的委屈：“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选书，就是把买书当成在菜市场买大白菜，一看这书有什么用，二看什么便宜挑什么。”不久前，她去一家书店做线下新书推广活动。这书卫曼做了两三年，用Q版地图、漫画的方式展示各朝代版图与相应时代的地方特色，请各断代史教授校正，最终呈现出一套儿童版的大开本彩印《中国历史地图》。作为一本偏工具性、人文科普的书，父母的历史修养、亲子共读方法尤为重要，卫曼因此特地请来阅读推广人，为家长做亲子共读的范例。活动现场，一名家长翻着这书，嘀咕：“书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算上人力、纸张、印刷等种种成本的前期投入，这本书定价近90元。

 

　　卫曼在一边听到，不由问了句：“您觉得这书定价多少合适？”

 

　　“也就二三十块钱吧。”

 

　　一股无名之火蹿上来，卫曼努力压住：“一个团队两三年的投入，您觉得值多少钱？十几名历史专家的积累和知识，您觉得值多少钱？这场活动，我们请老师来教大家怎么用这本书，您觉得又值多少钱？您觉得不值，可以不买，但请您尊重我们的工作。”

 

　　家长有些语塞，再翻翻手上的书，最后说了一句：“你们就是喜欢搞噱头。”

 

　　同事忙把卫曼拉开。做原创两头不讨好，卫曼心里憋着气：引进书买个版权、翻译一下，几个月也就出版了，我辛辛苦苦搞原创，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经验资源，到头来还是一句“国内原创不行”就被打发过去。何况，大家怎么把买书当成在商场买衣服，还讨价还价？一件衣服几百几千块，人们觉得正常，一本书定到四五十块，却有可能被人嫌贵了。国内书籍定价相对国外低，利润空间不高，近几年，电商渠道的价格战更让编辑们力不从心。不加入满减、打折活动，流量、关注度上不去；加入了就要在薄利里再让利，少数情况下甚至亏本卖。

 

　　当然，能容忍社里少部分书亏本让利的出版社，多半是有资本任性——就算“东边不亮”，在他们的整个出版版图里，也会有比较稳定的长销、畅销书或教材书支撑。卫曼所在的出版社便是如此，加上社内的绩效考核压力不大、多年经验的积累，她可以去走一条更难而前途尚不明朗的路。然而，许多出版社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本和底气。在付蕊工作的出版社，每年，编辑们都会领到明确的码洋任务，绩效考核与出书销量、毛利、新书品类等经营指标息息相关，原创童书操作周期长、考核也不讨巧，体制压力之下，个人选择显得顺理成章。

 

　　稍令卫曼安慰的是，故事的最后，那位家长把那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终究还是走向了收银台。

 

　　两只手

 

　　春天，全世界童书出版人的日程表里，多半会有一个相同的项目——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与编辑陈默（化名）相见时，她刚从意大利回国，地中海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自从入职一家主打家庭教育的民营出版文化公司以来，每年参加童书展、筛选有引进意向的书籍并争取版权，就成了她的例行工作。

 

　　“我感觉，今年书展的中国人比前两年少了，”陈默边点头边反复强调，“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印象。相比起来，前两年，你就一看会场，到处都是中国人啊。”

 

　　提起“参加过的博洛尼亚童书展”，“到处都是中国人”这句话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位受访者的描述中。但就算是国人相对减少的今年书展，陈默还是从一位外国版权代理人那听到了这样的话：“感觉自己是为中国人在打工，三天书展，见了二十多家出版社，几乎全部是中国人。”

 

　　“我感觉中国这个市场啊，不管什么东西，一热起来就会搞死。”杨康在童书业干了13年，说这话时低头微摇。童书市场的过热甚至泡沫，是与童书编辑们聊天时绕不开的话题。“全国580家出版社、其中540多家都有童书部，不管出版社名字看起来和童书多不沾边”，这种行业现状让童书编辑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残酷竞争。

 

　　2010年后，随着国内童书市场日渐火热，国际童书展上，海外童书版权的交易价格也水涨船高。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近两年，版权交易价格翻了几番，尽管在经济实力雄厚的新晋竞争者看来，这不过是把价格调到了正常水平，是市场充分竞争后的自然结果。

 

　　市场或许已经开始优胜劣汰。某种程度上，版权价格的上涨，迫使竞争者更审慎地选择与交易。陈默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两年引进童书的编辑经验积攒下来，她确实感到自己选书的眼光在改变。第一年在博洛尼亚童书展时，作为行业新人，一切都是新鲜的，难免乱花渐欲迷人眼，也会签下一些对自己来说有新鲜感、但不一定走得远的书；慢慢地，接触过足够多的好童书后，她不再容易眼花缭乱，并有了明确的筛选标准——主打艺术小众童书品类，契合公司的家庭教育价值理念，也希望尽可能地选择“有分量，有重量，走得远”的潜力童书。

 

　　市场对格局的调整缓慢、无形，但另一只政府调控的手却有迹可循。卫曼清楚记得，2015年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当当童书展区专设了一面墙，“中国原创新势力”七个字，鲜明醒目。彼时，卫曼所在的团队正处于是否要放弃原创、转向引进童书的动摇期，但看到那七个字的一刹那，卫曼隐隐嗅出了风向：原创的春天，或许要来了。

 

　　风已至

 

　　2016年底，风声悄然在童书业内传播开来。某出版社内部系统里，负责申请书号的部门发了消息：“外版引进童书CIP（书号）申请慢，不要催，不要问。”付蕊去年底上报的外版引进童书，以往一两周左右就能批下书号，如今截至采访前已几个月过去，她还在等待。新的外版书号申请自然也暂时搁置。刚得知消息时，她有点慌了神。她一般在上一年就联系并计划好次年的出版计划，这样指标任务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书号慢了，就会一环扣一环地影响整年的工作。她赶紧联系其他出版社的朋友，发现大家或多或少感知到了变化，但不同出版社情况似乎也不一样，有对自己工作影响不大的，也有在此期间拿到外版书号的，只不过速度比起之前慢了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近有外省的出版社朋友说，外版书号的审批已经恢复以往的速度了。

 

　　没人敢擅自揣测，重要的不过是依势而动。年后会议上，领导考虑到情况特殊，给了付蕊所在的童书社一个缓冲期，2017年不做硬性的绩效考核。这一年内，他们必须白手起家，着手筹备原创童书。

 

　　“烦到想出来透透气，头疼。”付蕊刚从又一个冗长的会议中逃出来，在咖啡馆揉着太阳穴，又搓搓双眼。最简单的方法是重版之前的国内名家作品，但只是暂缓燃眉之急。她开始频繁地外出，找人聊天以获得选题灵感。一直拖延、并不看好的原创新人席璟，现在成了重点关注对象，只可惜被另一家更有影响力的出版社抢了先，只签下一本。前段时间，她参观了文联，惊叹那是一个素材宝库——“可是，素材太多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挑选策划，再想想看吧。”她好不容易有了些兴奋的语气，重又转向困惑。

 

　　卫曼手上也有不多的几个引进童书项目，前段时间批下了书号。因为好几种优秀原创童书的出版，她甚至得到了实际的物质奖励和奖项荣誉。今年3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了《关于开展2017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的通知》，其中申报要求第二条里明确写道，“申报的出版物应为国产原创首次出版的出版物，引进版类出版物不作推荐。”

 

　　而对本土童话家席璟来说，显然，还没等到把999次机会用完，好运已经叩响家门。

 

　　缓慢生长

 

　　三年前，陈默参加过一个由北岛、董秀玉组织的原创绘本工作坊。那时候，她还不是童书从业者，只是初为人母，看过一些绘本，对绘本的印象还停留在“好像很简单”的阶段。在那个培训班，北岛等组织者请来了日本福音馆执行总编唐亚明，在唐老师的讲述下，她第一次知道，开页、印张、装帧是怎么回事，怎样用图讲一个故事，图文关系有哪些可能……

 

　　陈默的课程成果是一本有关环保的原创绘本，如今再看，自己也觉粗糙：“缺陷特明显，色彩特别艳丽，故事没新意，自我表达太多但没有和孩子发生联结，是把生硬的东西硬塞给孩子。”但当时，她甚至有勇气把作品投稿给台湾信谊图画书奖，尽管在几个月后，她收到对方的退稿信，委婉指出了绘本的种种问题。“真的去做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工作坊结束后，陈默换了工作，全职投身童书编辑行当，每年参加一次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入行如入海，随着接触过的好绘本越来越多，她也愈发意识到差距。采访时，她一本本拿出喜欢的绘本，一页页展示，边讲解边称赞那种以简驭繁的想象力。

 

　　尽管原创绘本梦并未逝去，但她日渐谨慎，自觉能力不逮，仍在积攒力量。亲身经历让陈默相信，眼光的改变，前提是视野的充分拓展。“好绘本的出现，是一个综合工程，整体社会观念、市场的成熟、绘者的艺术素养、故事讲述者对儿童心理的把握、出版体系的成熟等等都要跟上。现在不做原创，不等于我不关注，不代表我不准备做，只是为了做更好的。国外也是发展了几十上百年才到了今天的水准，我们要给原创绘本慢慢成熟的时间。”

 

　　“慢慢成熟”“自然而然”，这话陈默说了好几遍，在这个春天里。正是杨絮漫天的季节，时不时地，它们飘进我们交谈的屋子。杨絮是一团团散而未散的棉絮裹挟住生的种子。这水泥地钢筋板的小屋，显然不是它们的归宿。然而，总有些幸运的种子，在漫长的努力后，会扎根在一片肥沃的熟土上，暗自发芽吧。

 

　　（应受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