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文章表示，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对于人均GDP代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自然处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文章分析，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角度是，我们需要看看城镇化还有哪些潜力。 

 

　　从统计指标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就业，就持续时间来看也比较久，但是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由于他们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通常到了40岁就想着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问题。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来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 

 

　　为了缩小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完全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达到的。根据分析，城镇化增量中约53%来自于居民身份的重新划分，即所谓的“就地转移”。由于这种变化并不改变这些人的就业状况和就业类型，而且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问题。 

 

　　文章指出，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例如，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吸纳他们参加各项基本社会保险，也包含一部分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改革需要有成本，而这种支出负担尚未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担，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因此，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