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形势的积极变化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增多，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质量和效益在提高。

 

　　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6年每个季度都保持在预期增速区间内，全年增长率6.7%。不少市场机构预测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会更高。

 

　　二是物价水平趋于稳定。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CPI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通货紧缩隐忧逐步消失，CPI稳定的基础是食品和粮食价格稳定。PPI指数逐步回升，反映了经济运行回暖。

 

　　三是就业稳定向好。2016年提前一个季度超额完成全年目标。2012年—2015年期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业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年—2011年间约多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

 

　　第二，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发展方式和增长动力在转变。

 

　　一是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发展势头良好。服务业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的地位，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服务业的良好发展减缓了经济下行压力，促进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孕育了新经济新动能。

 

　　二是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部分消费升级类如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类等商品增长较快，移动支付、网络租车、远程教育等分享经济不断扩大，城乡电商交易规模实现大幅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趋势。

 

　　三是创新和新动能成长向好，为稳增长、保就业、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2016年平均每天新设企业近1.5万户。企业投入在全国R&D投入占比达80%，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一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动能呈现增量扩大、存量激活、质量提升的态势。

 

　　二、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困难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基础依然不牢，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第一，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一方面，受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红利衰减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不到位等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制约，加上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房价和租金抬高、环境保护标准提高等带来的成本压力，总供给缺乏短期扩张能力。

 

　　另一方面，有效需求扩张空间有限。消费方面，政府消费增速下降，资产价格泡沫挤压效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等压制因素犹存；投资方面，在去产能持续推进的同时新兴产业未必能及时填补，实体经济缺乏优质投资机会，民间投资或将再次失速，投资增速下滑压力依然较大；出口方面，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部分国家“逆全球化”思潮上扬和我国传统比较优势衰减等不利因素影响，出口的低迷态势难以在短期内明显缓解。

 

　　第二，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使得消费外流现象严重，抑制消费升级潜力释放。更深层的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造成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

 

　　第三，金融风险积聚且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

 

　　因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此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守住“底线”；“进”是在“稳”的基础上，解决经济存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进而取得实现经济的增量。

 

　　第一，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定，适度扩大总需求。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特点，主要不是需求侧冲击造成的，而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符合规律的供给侧增长速度换挡。因此，“稳”的要求就是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不着眼于需求侧强刺激。

 

　　二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两个工具作为调节需求管理的政策，要实现“稳增长”“控风险”“促转型”的三重目标。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相对较低，财政政策有适度扩张的空间，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投资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实现“稳增长”；继续实施地方债置换等措施，降低地方债务负担和风险，实现“控风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降费，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撬动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促转型”。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实现“稳增长”的同时防止流动性过剩进一步抬高要素价格，完成“控风险”的目标。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实现“促转型”。

 

　　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潜在增长率。

 

　　目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利的因素是就业稳定，应借此条件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些金融机构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可能进入“滞胀”阶段，应对“滞胀”，就应该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因素，放开市场竞争、鼓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使潜在增长率下行更加平缓，形成一个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第三，加快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发挥改革牵引作用。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一些重大利益结构调整既是基础性的也是关键性的，如国企国资改革、产权保护制度、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等，这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要加强跨部门统筹，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既要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