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史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实际上由三篇论文组成，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一些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对若干多年来的“定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铜活字印书，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曾盛极一时，这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而辛德勇认为，由于明朝铜资源的紧张与铜原料的昂贵，政府法律对民间用铜的严格限制，以及铜的硬度太高，当时缺乏刻制铜字的技术手段，事实上明朝并不存在铜活字印刷，史料中的“铜板活字”或“活字铜板”，指的并不是“铜活字”，而是指安放活字的板是铜制的。

 

　　辛德勇的演讲对活字印刷多有涉及。他说，《梦溪笔谈》记载的毕昇和泥活字，大家似乎一直都认为很重要，实际上这种“薄如钱唇”的活字，使用起来效率极低，所以“毕昇的技术毫无用处”，宋代也根本没什么人采用。其实，不仅是毕昇的活字，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上，雕版印刷一直是绝对的主流，活字印刷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印制效果、美观程度也远不及雕印书籍。针对青阅读记者就此的提问，辛德勇教授进一步讲解了雕版印刷相对于活字印刷的优势。他说，第一，雕刻的书版可以长期反复使用，当印制达到一定规模，比如印制历代都要使用的经史子集，相对于活字印刷优势就很大。第二，雕印的工匠可以不识字，但是活字印刷要求工人至少认得三千来字，为了排列活字甚至要懂一点音韵学，这对工匠的要求就很高，不利于普及和提高效率。

 

　　此外，辛德勇教授也没少针对学界风气吐槽。他对文史学科普遍采用“从西洋舶来的高大上的理论和方法范式”，或高悬“问题意识”表示不满，认为这类框架虽然有助于使一些研究深化，但普遍趋同，会妨害学术发展。他认为人文科学研究本是“高度个性化”的，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研究。他强调要“像小孩子一样思考”，努力求真。“小孩子最大的特点是刨根问底，很多学术领域所谓‘天经地义’的东西，实际上经不起小孩子不断地追问为什么。如果以这些东西为基础，那么研究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表示，《中国印刷史研究》就是他在北大开设古籍版本学的课程期间，发现有一些关于印刷史的通行说法经不起追问，自己都不信服，更不能给学生讲清楚，由此才费了很大力气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