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近年来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有了长足进步。对外文化工作成果卓著，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加自信从容。中华文化能否跨越障碍迈出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产品卖出去。因此，探索多样的合作模式、借助丰富的内容形式、深入挖掘背后的文化精神，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鲜明特点。本报自3月起，开办“文化走出去”专题系列，以出版“走出去”为开端报道，从出版、文化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心的建立等方面报道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取得的成绩与面对的问题。

 

　　专家视点

 

　　陈含章

 

　　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四大新战略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中最著名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动议于2004年中法文化年，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正式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到去年恰是10周年。

 

　　从最初主要靠政府推动，发展到企业主动走出去;从“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有选择、有针对性地走出去;从依靠图书实物产品输出和版权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从“借船出海”发展到“买船出海”“造船出海”……出版“走出去”在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同时，也正在努力“走进去”。

 

　　版权输出繁荣贸易逆差缩小

 

　　虽然仍存在着因语言、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所形成的障碍和盲区，但出版“走出去”成绩仍有目共睹：政府通过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若干工程。

 

　　在帮助一大批主题图书、中国经典作品、当代文学、科技、少儿等品类的图书走出国门的同时，这一战略还带领出版企业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物市场，境外运营的各种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达459家。版权输出从2006年2050项增长到2015年的1万多项，版权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6.02：1缩小到2015年的1.6:1，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版权输出增长了18.4倍，图书等实物产品累计出口2000多万册。

 

　　“一带一路”带来新契机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政策优势。“丝路书香工程”是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旨在全面提升中国出版产品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包括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数据库推广等项目。

 

　　自2014年实施以来，该工程已资助了980多种优秀图书的多语种翻译出版，包括莫言、刘震云、刘慈欣、曹文轩等一批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翻译，其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已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斯里兰卡、摩洛哥6个国家建立了双方经典作品和优秀当代图书互译机制。

 

　　从企业方面来看，目前已有至少16家中国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引入本土化运作机制。但同时也应看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分布于亚洲、北非和独联体以及中东欧等地区，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较为复杂，这为我国的图书“走出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引入本土化运作机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如何输出适销对路、符合当地阅读价值观的图书，需要认真甄别和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出版，也为出版“走出去”指出一个新方向。数字出版是出版业的朝阳产业，成为出版走出去战略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应该看到，数字出版中网游占比较高，期刊数据库、电子书等的销售额占比不到1%，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数字发行平台正在逐步建立。2011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与美国亚马逊公司合作成立亚马逊“中国书店”，截至2015年上半年，品种已达39万种，销售范围覆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发行26万多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开发的“易阅通”已有6万多种电子书上线。五洲传播出版社建立的That’s books多文版中国数字内容运营平台，上线销售图书3000余种，内容涉及英文、西文、阿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近20种语言文字。

 

　　同时，借助于互联网，我国的网络小说在欧美、东南亚的读者中广受追捧，尤其是武侠、仙侠类的玄幻小说，如《我欲封天》《大主宰》《盘龙》等，成为电子书“走出去”的一匹黑马，华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4年开始，美国出现一批粉丝自发组织的以翻译和分享中国网络小说为主的网站，粉丝主要通过打赏的方式来支持翻译。华裔Ren建立的Wuxiaworld网站在2016年3月的点击量就超过了5亿次，读者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年该网站与起点网签订了10年协定，被授权翻译和出版起点网的电子书。

 

　　先定方向再使力

 

　　在出版“走出去”工程实施前期，主要由政府来主导，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退居幕后，企业、民间走向台前，应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模式。

 

　　今天，我们在国内谈图书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就是因为现在有些书送去国际书展参展了，但是没人光顾。作家签售，读者寥寥。图书进了国外图书馆，但是无人借阅。从这一点来说，网络游戏和网络小说由于在渠道上有互联网、在市场上有阅读需求、在引进、推广、翻译上有华裔，因此更接地气，已经实现了“走进去”这个目标。

 

　　出版“走出去”是我国出版业向全球化进军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一项长远的事业，从宏观上看，需要国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对施行的走出去政策、工程进行科学的评估，追绩问效，避免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从企业方面看，需要出版企业建立自觉自动，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化视野，建立国际通用的现代出版运营模式，找准目标，稳扎稳打，同时注重培养和储备专业的人才队伍。从内容上讲，需要作者找准主题，挖掘既有中国特色，又可以与世界分享的价值观，提高文化认同度。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发行研究室副主任)

 

　　记者调查

 

　　中国出版物多形式打开海外市场

 

　　中国文化传媒网记者唐弋

 

　　在法国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中，《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经典出版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目光。随着近年来中国文学逐渐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并斩获多项国际性大奖，加之国家层面不断推进出版“走出去”战略，出版企业多措并举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出版在国际舞台上正在绽放华彩。出版“走出去”现状究竟如何?下一步还要攻克哪些难关?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渐入佳境

 

　　一直以来，国家对于出版物“走出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2006年国家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10多年来，该计划成员单位向海外输出版权达4254种，共与37个国家、91家出版机构达成资助协议172项，涉及27个文版。

 

　　除此之外，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首次明确了新闻出版“走出去”的内容,即推动版权、数字出版产品、实物产品、印刷服务及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并提出了阶段性目标;2012年, 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梳理了出版“走出去”的政策;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行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出口促进、行业自律、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出版物“走出去”渐入佳境。据CIP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7日，有关出版单位共使用26种语言申报出版2664种本土外文图书，较“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图书年均出版量增加了802种。语种分布上，多语种对照占据榜首，国际通用语言英文稳居第二，日文位列第三。同时，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书香工程”，2016年，阿拉伯文图书实现了快速增长，以112种的出版量挺进前四。

 

　　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国家工程主持人徐宝峰认为，出版“走出去”应将政策和市场有机结合，把政府主导变成政府指导，把海外市场的被动接受变为海外市场的主动参与，便可以决定“走出去”的内容，影响资源和方向，在尊重市场的同时有效避开恶性市场竞争。

 

　　中国出版物走出国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家推进了国际文学奖项的焦点中。2012年，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其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评委们的视野。其实，莫言的作品在国内已拥有众多读者，其作品早已被广泛译介，并在国际上屡获殊荣。同时，作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的作品在题材、风格等方面，都较符合外国人的品位和喜好。

 

　　2016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凭借作品《草房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2年，报告文学作家廖亦武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4年，阎连科获得“捷克弗朗茨·卡夫卡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这些获奖作家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出版物“走出去”各项政策的大力推行，中国的优质读物和优秀作家将更频繁地出现在国际读者的视野中，中国文化也将由此展现更大魅力。

 

　　多形式打开海外出版市场

 

　　想要打开海外出版市场，单纯依靠传统的图书输出形式已经很难行得通，探索出版“走出去”的新形式是如今的出版物输出的重点。比如，利用书展和图博会等形式搭建国内外出版物互通桥梁。

 

　　据悉，在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北京图书展区的6家参展企业共吸引了上百家国际出版商前来接洽，其中仅北京时代华语图书有限公司就向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商输出了约140项版权。除此之外，印度图书出版人莫汉·加尔西还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达成合作意向，把一批中国图书翻译成英语、印地语等推广到印度。

 

　　2016年8月24日在北京举办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86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家中外出版商参展，展览展示图书30多万种，其中，全球出版业50强中有30家在图博会设立展台。

 

　　法兰克福书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七大重要出版市场之一。2016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701亿元;2014年以来连续3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签署版权均超过3500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版权输出也连续3年超过2500项。

 

　　图书让人们跨越语言、地域、文化、宗教等种种障碍，在阅读中促进彼此间相互了解，提升智慧、扩展眼界。在新时代出版业全球化、数字化、全媒体化趋势的推动下，阅读早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纸质书籍，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读书增添了新方式。

 

　　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借助已有的海外渠道资源及多年积累的海外服务经验，自主研发了中国出版数字资源国际交易平台，并在本届图博会上启动;在版权资源方面，与国内400余家出版商深度合作，聚合中国出版的多语种优质电子书20万种。

 

　　除此之外，亚马逊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启动“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利用双方优质的翻译资源以及亚马逊的海外发行能力，为美国读者带来优秀的中国文学著作。

 

　　徐宝锋认为，由于语言壁垒、中外文化差异、读者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制约，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力仍较欠缺。要想更好地将中国图书推广到海外，就应让国外对中国作品有宏观了解。同时，与国家出版人、译者、学者等进行交流，使其了解深层次的中国文化。除此之外，还应让外国人表述中国，采用国际化合作的出版方式。

 

　　出版物“走出去”应如何发展

 

　　如今，中国出版物“走出去”仍然存在问题，比如，出口渠道较为单一、不规范的市场竞争破坏了正常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概念薄弱造成盗版问题、出版物针对性差不符合国外读者阅读喜好等。

 

　　2016年， 全国出版社走出去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5年间，全国版权输出数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但全国仅有一半出版社输出过图书版权，版权输出地是78个国家，仅占全球国家的40.4%，且其中30个国家引进版权数量低于10种，排名前8位的国家和地区引进量占73.6%。

 

　　因此，要想将优秀的经典读物、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带出国门被更多人认可，需要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

 

　　徐宝锋认为，在海外，很多中国图书的销量和阅读量并不理想，这是因为中国图书“走出去”，但没真正“走进去”。出版“走出去”是走进另一种文化和市场，因此，应考虑对方的真正需求，在内容的选择上贴合国外的文化内容。同时，提升外国人的参与感，在“走出去”的当地发掘有影响力的书评人、媒体机构等，举办研讨会、沙龙等，将实体书、网上书城转变为课堂等。

 

　　虽然中国出版物“走出去”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读物向海外传播相较之前有了明显发展，每年向海外输出的读物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把握政策、抓住机遇，出版物“走出去”将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