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并不孤独，而且在政策层面很明显得到了回应。年前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及新年伊始新的《个人购汇申请书》中已经明确，尽管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并未缩减，但在购汇用途上明确规定，“境内个人办理购汇时，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违者将列入‘关注名单’，当年及之后两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很显然，在外汇流出方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收紧。 

 

　　笔者在年前的展望文章中，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列为中国经济2017年将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但笔者认为，比人民币汇率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资本外逃问题。最近我在多个场合强调，资本外逃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外逃是一个综合信心指数，外逃的不仅是资本，还有人，还有未来和希望。必须有智慧的应对，既不引发恐慌，同时能够遏制流出加速的情况。李稻葵先生将人民币贬值视为最大的硬仗，在我看来，人民币贬值是中国经济需要处理的风险，但绝不是最大的风险，真正的硬仗是资本外逃，而且，这是2017年中国经济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同意余永定先生的看法，对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不应该过度恐慌。尽管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太过于恐慌。余永定先生认为，在我们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大量的贸易盈余，以及较快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人民币过度贬值问题。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也多次强调，目前关于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有很多的恐慌因素。有中国经济自身的逆转，有美元的过度强势，有人民币汇改之后新的定价公式的“推波助澜”，特别是，货币管理者在预期管理方面的差强人意，则是导致出现过度恐慌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很多情况下，把老百姓视为迷惑的对象，释放出来的信号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迷惑市场，而不是疏导市场的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联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美联储任何一次货币政策的变动，都是和市场良性互动，美联储从来不担心市场“猜准”他要干什么，而是担心“猜不准”他要干什么，所以在做出任何动作之前，都会通过大量的信息释放自己的真实意图。2015年的加息和2016年年底的加息都是如此，市场完全消化了美联储的政策意图，没有引发过大的波动。而我们在市场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存在强烈贬值预期的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违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市场走势，承诺“美元持续贬值的基础”，在人民币应该释放过去高估压力的时候，却人为过度干预，最终不仅没有稳住汇率，反而和市场形成了反向博弈，导致市场对预期管理的不信任。 

 

　　正是基于如此，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问题上，一是应该梳理市场的情绪，二是坚持不轻易干预的原则，让人民币汇率在一定区间内自由波动。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出现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像李稻葵先生建议的那样去严格限制，从而导致更大的恐慌。从历史看，在一个国家的汇率出现波动的情况下，真正导致恐慌的不是波动本身，而是采取的一些限制性举措引发了市场的恐慌。笔者最近在重读拉斯•特威德的《逃不出的经济周期》，书中描述了很多金融动荡事件，但最后真正导致灾难性后果出现的都是货币管理当局不理智的限制行为。比如，书中描述了1793年英格兰银行发生的一次导致英格兰银行破产的金融恐慌事件，引发这个恐慌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英格兰银行决定对金属货币采取限量供应措施，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资本外逃问题上，中国应该吸取历史上诸多的教训，用更智慧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的限制的办法解决资本流出的压力问题。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其实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资本外逃，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影响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信心。尽管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不管我们拥有多少外汇储备，子弹一旦打起来，就会很快耗尽。从2014年6月到2016年11月，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外汇储备就减少了超过25%，按照这个速度，我们能扛多久？从历史上看，不管一个国家有无外汇管制，一旦形成资本外逃的恐慌，没有国家可以扛得住这种风险。何况，在中国，资本流出的非正规途径实在太多，不是我们目前捉襟见肘的监管可以管得住的。中国需要做的，是必须在战略上重视“资本外逃”这个巨大的风险，未雨绸缪，用坚决的手段予以制止，并真正逆转预期。 

 

　　笔者特别提醒，我们应该认真分析这一次引发资本外流的真正原因。我倒是觉得，资本外流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不是因为人民币本身，而是对改革走向的担心。能够稳定信心的关键在于真正推动改革，尊重过去近40多年来中国在改革上形成的一些共识，尊重最大公约数。只要改革不出问题，在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想象力和空间的情况下，资本没有任何必要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