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表明中国2016年高达17%的信贷增长率不可持续。这次经济会议比去年更加注重“金融风险控制和预防”，着重“要遏制资产泡沫”， 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政府计划实行更多“市场化”的债转股，不过，考虑到债转股对中国银行业从资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政府也有保障银行资产负债表不过分减少的动机。因而，控制新的信贷扩张将成为核心。

 

　　中国2016年的GDP增速为6.5%-7%，政府极有可能调低2017年的GDP增长目标，不再如以前那样看重其增速。然而，鉴于秋季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的目标不太可能发生重大改变。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2017年的GDP增长率为6.3%。

 

　　这次会议最后称，2017年的财政政策应在去年“积极”的基础上“更加有效”。这表明，作为对基于信贷的经济增长支撑的回应，中国政府在2016年实施 “官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今年还将继续落实下去。尽管如此，当前中国的许多财政举措仍属于准财政活动，获得金融体系中的贷款资金。

这次会议提倡的“稳健货币政策”比之去年的“谨慎”、“灵活”等原则偏紧。中国银行同业利率的近期增长以及对2017年加息和通胀的预期，会议没有提出“降低融资成本”不足为奇。鉴于会议声明措辞及近期其他重要官员的评论，总的信贷增速目标——全部社会融资总量（不包括股权融资），调整后的地方政府债券——可能降至14%-15%。

 

　　“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一政策多年未变。不过，环境变化就意味着具体政策变化。面对金融资本外流和美元的强势，央行自2014年底一边下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边控制人民币贬值进度。此举最主要的是为了预防人民币贬值引起大量资本外流。

 

　　然而，这种干预行为也在两年内导致外汇储备到2016年底降至3万亿美元。市场意识到外汇储备不可能持续减少，这种情况状况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迅速贬值的担忧和推测。2017年，中国央行仍将拿捏好个中分寸。

与此同时，要控制外汇储备流失，决策者或将加强外汇管理条例实施力度，通过管控境外投资和贷款来进一步减少金融资本外流。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决策者不会高调出击，避免采取削减换汇配额或实施新的约束政策。可是，为了将资金外流降至确保外汇储备稳定的水平，他们或许终将会迈出这一步。

 

　　会议要求，2017年大城市仍将严控房价，放缓房地产开工进程，同时中小型城市应按要求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速度。政府牵头降低工业过剩产能的行动将扩至钢铁和煤碳产业之外的各行各业。

 

　　高路易（Louis Kuijs），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经济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