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缩影，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马驰说，商务印书馆曾两次遭到侵华日军的轰炸，主体建筑荡然无存，仅留下第四印刷所。如今位于天通庵路上的主体建筑就是当年的第四印刷所，且建筑结构完好，而商务印书馆特有的文化符号——钟楼标志清晰，对其保护利用，在这个基础上组建商务印书馆旧址纪念馆，可以让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展示、教育基地和交流交往的平台。

 

　　目前国内有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家商务印书馆，它们虽然自主经营，都是独立法人，“但两岸三地的商务印书馆都承认上海商务这个‘老根’。”马驰说，商务印书馆虽饱经历史沧桑，几经迁徙，但文脉之根一直在上海原闸北区，它曾经是“红色闸北”的重要根据地。在它周边还有诸如湖州会馆遗址、中共三大后中央局遗址、《热血日报》遗址、会文堂地下印刷所等众多革命纪念地，以及吴昌硕故居、北火车站遗址（上海铁路博物馆）、四行仓库旧址等许多历史建筑，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都很鲜明，可以利用建馆契机进行整体开发。

 

　　“筹建的商务印刷博物馆纪念馆应定位为中小型博物馆，建成行业博物馆中的精品。”在马驰看来，若要组建商务印书馆旧址纪念馆，需完善和充实纪念馆的藏品，让它们充分发挥文化记忆的功能。“商务印书馆一些重要的文物分散在各地，不能集中无偿征集，但老商务的史料资料、出版物、器材等，在一些单位、民间仍有相当数量的保存，部分旧设备虽然捐赠中国印刷博物馆和上海历史博物馆，但同类设备民间还有流传，甚至还在使用，还能征集到较多的老商务的文物展品。”他说，目前还没有全面反映两岸商务印书馆近半个多世纪出版成果的展示空间，也没有两岸商务人联谊活动的空间，这些都可以在纪念馆中得到落实。

 

　　马驰建议，筹建工作可采取政府引导扶持、行业企业作为投建和日常管理运作主体的模式。投资上可以多元化，争取相关部门的扶持资金，也可由老商务系统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家商务印书馆共同或其中一方作为出资主体，或者通过社会各界募集筹措。在筹建过程中可引进开发商无偿或部分有偿提供天通庵路商务老建筑作为商务出版印刷博物馆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