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扬州大学商学院谭洪波文章分析，从微观来看，“互联网+”有助于经济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在消费者一侧，“互联网+”有利于消费者搜寻到想要的产品和服务，不但可以使消费者低成本地比较不同供给者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还可以通过其他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来了解和掌握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降低了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由于“互联网+”既能够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又能够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此最终能够增进消费者剩余。在供给者一侧，“互联网+”有利于展现不同供给者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特色和个性(比如位置、外形、经验等)，从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这就在竞争的基础上增加了供给者的垄断势力，有利于增进生产者剩余。所以从整体上看，“互联网+”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进。进一步地，由于“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会促使更多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和各类消费者形成更多个性化的供给和需求，所以“互联网+”会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社会福利。 

 

　　从中观来看，“互联网+”有助于加速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我国中观经济存在的某些问题，诸如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而有些行业又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等问题，可以借助于“互联网+”解决，因为“互联网+”有助于各类经济资源实现跨产业整合，有利于各类资源要素在不同行业和产业间共享、转移和转换，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互联网+”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将自己利用效率不高的资源快速形成有效的市场供给，满足各类资源在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快速流动，因此有效的“互联网+”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可以促进不同产业和企业间进行合理规模的投资，减少低效投资，使企业仅保留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服务，非核心外围业务则通过“互联网+”迅速找到供应商，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因此，“互联网+”也有助于产业组织的进一步优化。 

 

　　从宏观来看，“互联网+”有助于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减缓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而形成大规模闲置引起的。在“互联网+”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时代，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搜寻成本较高，有些情况下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总供给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削减工人，经济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失业增加，引发经济衰退。“互联网+”则可以灵活有效地匹配供给侧和需求侧，调动“沉睡”的经济资源。通过“互联网+”，企业可以及时掌握并准确预测市场规模的变化，从而形成与总需求相匹配的投资，降低不必要的投资，减少由市场波动引起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提高投资回报率，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有助于工人与资本的有效配置，减少工人的闲置时间——失业。 

 

　　文章指出，“互联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目前的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和困境。 

 

　　技术瓶颈主要来自于相关基础设施和设备的约束。“互联网+”的发展涉及线上线下交易以及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包括前面所说的大量供给和需求的释放，都要有良好的网络设施、网络服务、各种交通运输设施和体验设施作为保障。目前许多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相关基础设施发展良好，但仍有许多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和装备发展不平衡是目前制约“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技术瓶颈。 

 

　　政策困境主要体现为监管与开放之间的平衡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互联网+”涉及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必然会触碰到现有政策的盲区和约束，不明确的盲区和明确的约束都会抑制相关领域的投资和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破除行业壁垒，制定和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的负面清单，构建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此外，“互联网+”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潜在影响，比如“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加快货币流动速度，放大资金的供给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对此需要政府对“互联网+”进行合理的监管和引导。总之，需要平衡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监管与开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