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经贸领域无可避免受到波及，本该推动全球化、促进全球产业链分工、降低贸易壁垒的发达经济体站在了全球化的对立面，虽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议的边境建墙还未付诸实践，但全球经贸已切实感受到了高墙的压力。 

 

　　欧盟、美国、日本相继发声反对中国获市场经济地位，令在公平环境下具有性价比优势的中国产品遭受政治壁垒。这种“逆全球化”的举动影响深远。 

 

　　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延伸，从而有助于找到最高效的生产地，而征收惩罚性关税加以阻碍会对实施这种限制的经济体不利。 

 

　　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阵痛的变革，尤其是对于区域集中型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将出现工厂关闭，但只有更高效、前沿的产业才能有更广阔的上升潜力。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发达经济体的未来在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对于那些选民正抱怨全球化的政府而言，保护主义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政治压力缓和，然而较长期而言，这无助于打造将引领经济增长的现代盈利产业。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施加贸易壁垒，加重本国消费者负担的行为无异于“弃帅保车”。 

 

　　更令人担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在延伸到投资领域，中国企业通过市场行为参与发达经济体的并购活动，当前屡遭非市场因素阻挠。在对多个中资并购项目连续叫停的同时，德国经济部最近提出，外资对德国军工和高科技领域企业的并购今后要有所限制。这不利于全球资源合理配置，发达国家大量缺少资本金、但有望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项目会有搁浅风险。 

 

　　虽然发达国家频现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行为，但中国却仍秉持积极态度推动全球化发展，着眼于共赢和长远的利益，形成对“逆全球化”的遏制局面。 

 

　　中国正在更深入地参与经济事务的国际治理。2016年，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席国，中国倡导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成立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在贸易投资领域取得了三大成果：G20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非约束性的《G20全球投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中方一再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强调动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无助于各国经济恢复和提振。2016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是我国在经济金融领域成功获取全球制度性话语权的里程碑式突破。 

 

　　数据显示，2001至2015年，中国出口从2661亿美元上升至22765.7亿美元，增长756%，年均增长16.6%。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4.3%提升至13.8%，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中国对外资的开放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和大部分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超过50%。 

 

　　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关税减让承诺，开放型经济从“多边开放”和“双边开放”转向“单边开放”，三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此外，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促进了各个地区以点带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