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因经济过度虚拟化而造成国内经济失衡以及分配不均，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初，他力推“再工业化”战略，意图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大幅减税，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向外转移，则对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的政策可能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囤积在海外的资金开始回流，那些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可能会被吸引。特朗普曾动员过苹果公司，迄今仍然未知结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熟的产业链、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降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中国制造以价格优势逐步占领国际市场。但是，随着税收优惠的结束、环保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端产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向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转移。而现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也感受到了压力。 

 

　　近日，一家机构调查近千家中国企业后得出结论，45%的受访公司表示，预计在未来一年将员工的工资提高6%-10%。与此同时，近期各省市也陆续公布了工资指导线，虽然数值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了增长势头。中国工资连续多年上涨，其中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连年上涨的物价与房价迫使工资底线不断抬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后，中国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经济，导致了资产价格与物价的持续上扬，进而不断地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市场里，更加劳累的制造业缺少劳动力，农民工开始返乡或者去从事服务业，比如快递、外卖等。有一种观点认为，偏向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企业用工自由并降低成本。但是，即使给予企业更多的用工自由，在房价不断创出新高，生活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劳动者成本很难降低，除非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造成劳动力过剩。 

 

　　冷战结束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世界提供了过剩的劳动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在低利率下大量消费，而中国则在低利率环境中发展制造业以满足这种消费。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日益担心经济衰退而失去现有的地位，因此要求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即要求中国扩大消费（内需），而美国则提高储蓄同时发展制造业。 

 

　　特朗普不过是想进一步落实中美贸易再平衡，但他采用了比较极端的方式，除了在其国内减税等政策外，他还威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提醒中国，中国制造业优势除了被不断上涨的成本削弱，也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不但争抢制造业，还要用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中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冲击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的再工业化。人口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家正在日益崛起，随着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效率的提高，国际产业资本向这些国家转移已经成为趋势。即使是中国企业，也开始大量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不仅是因为工资上涨，也是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项研究显示，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正在赶超美国。这是因为，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作为一个还未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制造业优势减弱之后，中国可能面临新的发展难题，中国要通过智能制造等方式转型，提高劳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