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十而立，作为一个在广西师大社工作了21年的老员工，我祝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创造新的辉煌。说到“走出去”，曾经我在广西师大社的时候很年轻，曾经口出狂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离北京很远、离清华大学很远，但我们的目标是贝塔斯曼，广西师大社以后要成为一个诞生在桂林的国际性出版社。当时还是挺有气魄的。当时我们跨过了长江，跨过了黄河，但广西师大社真正的“走出去”还是我走了以后的这些年。今天，我交流一下商务印书馆的“走出去”工作。

　　商务印书馆版权输出特色

　　其实“走出去”的形式多种多样，商务印书馆“走出去”主要是靠版权输出，当然版权输出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是双向化、规模化、立体化。所谓双向化不是简单的卖一本书，而是跟国外的出版集团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比如商务印书馆跟哈佛商学院的各种合作，比如和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和荷兰威科出版社的合作。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的牛津系列，但现在也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把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也推出去，这是重点工具书的海外推广工程。刚才讲到立体化，不仅仅是纸质书，也有电子图书，现在“牛津高阶”也同时出电子版。

　　二是在版权经营的图书中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图书。出版社真正能够经营有内容、有版权的其实很少，因为毕竟是作者委托，只能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来出版发行图书。商务印书馆这些年在工具书方面自主编了很多东西，这些书在经典工具书的海外推广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是依托品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家喻户晓，但是现在我们不只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还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希望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演进脉络，探寻百年来中国发展的思想之源和道路模式。过去商务印书馆给人的印象就是工具书和引进世界学术名著，现在它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开拓的一个新的走向，已经和荷兰的威科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英文版的版权输出。在国家治理、中国道路方面能够反映中国当代发展的图书，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向国外介绍。在“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下，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一带一路”的百人论坛研究院，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加强“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撑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出版人应有使命感，“走出去”当顺势而为

　　简单说三点：一是商务印书馆把版权和法务部统一。版权引进也好，版权输出也好，出版行为里面有很深的法律背景，所以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把版权和法务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调控优化本馆的资源。二是成立了“走出去”的专项基金。因为“走出去”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但是各个出版社的核算办法、考核体系都是比较短期的，在做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时候也许不能马上见到效应，所以把这些成本纳入馆里“走出去”的专项资金。三是制定了一些奖励的措施。

　　另外，对于“走出去”工作，我还有几点思考。

　　首先，对一家出版社来说，“走出去”是顺势而为。1995年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出版社并没参加，那个时候你如果要去做“走出去”的事是白费工夫，所以“走出去”只能顺势而为。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这些年在国际出版舞台上也多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所以我觉得现在“走出去”很成熟。

　　第二，真正的“走出去”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两周以前我到国防大学学习了一周，其中有一位老师讲到在国际互联网信息流量里70%来自美国，7%来自日本，5%来自德国，中国的信息输入占0.1%，信息的输出只占了0.05%。今天参会前，我特意去跟那个老师通电话，问询资料出处，是2010年1月20日的《环球时报》报道的这组数据。虽然几年过去了，国际互联网也飞速发展，但是因为汉语在世界的普及率低以及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从本质上改变这个状况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说“文化走出去”不容易。

　　第三，“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文化人、出版人应该展现出应有的国际担当。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治国方略》中谈到：“中国没有具有国际感召力的学说来提高自己的力量并削弱我们西方世界，今天的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一个不能输出文化的国家，不论输出了多少产品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商务印书馆在今年1月份推出了一本书《作为武器的图书》，讲的是二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装了无数的图书，这很难想象。所以“作为武器的图书”，意思就是能在生存危机中，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里，把图书作为一个武器输到欧洲，能够抚慰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人民。2009年4月23日，当时的温总理到商务印书馆参观，陈列室有几张旧照片，是东方图书馆被炸毁后的情景。温总理在照片前面伫立良久说：“炸了电厂、水厂能够很快恢复，但是炸了商务印书馆能够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我们的敌人比我们认识得更加深刻。”就像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前辈王云五所说，要有“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感。所以作为文化人、作为出版人，在出版“走出去”的时候，应该上升到跟国家大局相适应，上升到民族命运、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

[时间：2016-11-25  作者：肖启明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