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的潜在威胁。先来讨论中国债务的问题，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它的持续存在。因为债务存量的规模过大，而这些债务又必须继续滚动下去，它就继续不断产生对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实际的投资并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很大程度上，信贷继续扩张无非是对债务的再融资而已。问题是，这是不可持续的过程。 

 

　　政府现在也有一些处置债务过高的政策，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方案，去年置换3.2万亿，今年5万亿，除此之外，也在推进企业层面上的债转股的试点，但更彻底的办法还没有进入讨论视野。现在最大的债务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什么这些债务的解决不可以通过国有大企业的战略重组和股权重组呢？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转让股权式的战略重组，不仅可以偿还国有企业的负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把解决当下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结合起来，岂不一举两得。 

 

　　第二个威胁来自私人投资意愿的消失。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举足轻重，但这些年投资的增长率从20%的趋势中回落到8%左右，这其中因为政策原因，房地产的投资去年大幅下滑，这也解释了今年以来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会反弹这么快。2012年之前的十年，私人部门平均的投资增速大概也有20%，但到去年私人部门投资就降了一半，只有10%的增速。今年1到8月份则只有增长2.1%，而且其中7月份是负1.2%的增长。 

 

　　因为经济下行，私人投资意愿固然不高。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私人部门会比国有部门面临更严厉的融资约束也是事实。比如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中，国有商业银行反而更不愿意给私人投资者以信贷支持，私人企业在直接融资市场上依然处于不利地位。二是行业的准入。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居于主导，在那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很多私人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行业准入壁垒。在大多数的现代服务业领域，附加值比较高的服务业，非国有部门的份额都很小，大大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可投资的机会。 

 

　　最后，不得不讨论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中国过去20年有8%以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但现在已经回落到可能不足6%。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很快就进入负增长，所以GDP增长的长期趋势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那些生产率非常低的部门和非常低端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尽管看上去就业相当稳定，但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却不容乐观。 

 

　　现在就业状况好于预期的原因，是服务业在经济下行期间解决了更多的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在2010年之后远远超出了制造业，而在2010年之前就业创造的相对增速是相反的。这说明服务业在过去这些年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些年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大部分集中在非常低端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这些部门往往多是非正规的部门，就业的流动性非常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文章表示，现在的就业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释放了太少的失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国有企业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没有大规模的裁员。事实上，国有企业人员一旦失业，持续的时间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所以，在国有企业部门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形失业人口。这些隐形失业的存在总体上阻碍资源再配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能力。如果现在大量的劳动力都进入这些生产率非常低或者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行业，如果为了维持或者满足于眼下的就业而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这次再重组机会，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就没有保障。 

 

　　二十多年前，因为国有企业部门的长期亏损和低效率，严重妨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决定对国有经济布局施行结构性改革，缩短国有投资的战线，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大规模退出，只保留国有企业在战略性的行业。二十年来，国有经济从过去的亏损者、被补贴者已经变化了一个主导者和垄断者，在很多甚至曾经退出的领域再度扩张。相当时期以来，很多人以为国有企业今天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就不应该说国有企业还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其主导地位和吸纳的更大规模投资，所以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比私人部门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度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原则，但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企业的局面也没有变化。事实是，如果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再次战略性重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只会停留在无关紧要的部门。要从整体上把国有企业的分布压缩到非常有限的领域，这样才会对未来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高生产率服务业的扩张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