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文章介绍， “互助经济”主要来源于“分享经济”，是当前国际社会争相探讨的领域。当前世界经济大局面临增长乏力，前景不明等消极因素。人们一时看不到更好的增长模式。为了应付当前经济难局，各国主要采取两大类经济政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采取的“被动增长”经济政策;和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主动增长”经济政策，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西亚国家采取了比较“主动增长”的发展政策，使本国经济免于陷入更深泥坑。 

 

　　两种政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被动增长”经济政策的特点以紧缩财政，“削富济贫”，降息减费。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主动增长”经济政策的特色是稳健财政，激贫致富，增贷减债，减轻压力。如中国，印度为突出代表。 

 

　　这两个政策导致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被动增长”政策过于保守，所以增长动力不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市场关系变形，传统矛盾未结，又产生新的困境。生产率严重下降，市场需求疲软，深层次结构性冲突加剧。“主动增长”政策注入新的动能和市场活力，摆脱了旧的体制制约，寻找新的激活机制，特别是在结构改革领域探索全新思路，在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努力中解决“市场惰性”效应。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惰性”：资金，贷款和融资不旺造成流通市场的“惰性”，皆因老的动能不能继续发挥“余热”，必须有“新动能”能够带动经济前行。 

 

　　文章称，“互动经济”由此应运而生。“互助经济”的核心是一个“互助”两个字。这是“主动增长”的经济政策的关键。中国的“互动经济”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多个政策的提出，如“一带一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 行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绿色能源”;“混合经济”以及最具吸引力的“共享经济”和“分享经济”的出现，是推动世界经济转型的重要步骤，具有巨大的市场吸附效应。中国也是提出相关“新政策”最多，最密集的经济体。 

 

这些成果卓然可见，突出了“主动增长”的显着效果：“一带一路”正是“互助经济”的最好展现形式。到2016年6月，已经有大约40个基础建设项目在沿路国家落地;和近60个沿线政府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中国对沿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3万亿美元;在18个国家建立了52个经贸合作区，迄今完成15万亿美元的投资;各国经济和人们均获得实利。这正是“互助经济”最理想的宣言书。 

 

　　再看“数字经济”，它作为“互助经济”的另一个表现载体，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新动能”，在二十年前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几乎是个空白，而现在已经具有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 

 

　　中国已有7亿网民;网上交易达到3万亿;与电子相关产业产值10万亿元;“数字中国”的体系连接118个中央机构和4万多个地方机构;并和5000多地方业务部门相通，成为世界最大的，最缜密的“数字信息网络国家”。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享经济”方兴未艾，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互助经济”。“分享经济”原本是个人闲置资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以求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这是典型的“互助经济”模式。 

 

　　“一带一路”就是“互助经济”模式突出表现，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具备较强的抗疲劳，抗衰老，抗下跌能力的主要原因。 

 

　　文章认为，“互助经济”模式将进一步推动机制改革和社会公平，进步，并能够深入挖掘新的发展动能。这是改变旧的发展动能的关键。2015年美国的分享经济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占GDP3%，而中国只有2万亿元。未来5-10年中国的“分享经济”将占GDP10%上下，并可以创造数百万人的就业。中国的“互助经济”具有特殊的生命力，对于中国的“新经济”的推动将持续发力，逐渐取代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正确的政策是决定“互助经济”能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核心。 

 

　　我们提出两个政策建议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互助经济”的“新动能”，让未来的发展多一些机会。第一是释放“税权”，增强“互助经济”的发展潜力。释放“税权”，即把征税政策再次下放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更多，更大，更灵活的处置空间。在前几年，中央把原有的“税权”上收统一管理，地方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适当再次放宽“税权”，让“税权”成为企业发展的“软动力”;第二是给企业“减债免费”即减免“僵尸”企业和20年以上债务的企业支付责任，彻底减负，让那些被债务长期压抑的企业激活新的活力，不再为付债而活，而能够重新投入新的产业革命。 

 

　　这两个政策如果能适度调整，一定能够最大限度解放企业积极性，激活经济的全部要素。因为：政策决定未来。中国前景光明，虽有困难，但是克服困难的方法肯定大大多于难题。信心和坚持，是推动“新动能”“新经济”不可缺少的两大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