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出版

　　金泰成（Kim Tae-Sung），第10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人，韩国翻译家，汉声文化研究所所长，积极向韩国推广中国文化，推动200多部中国优秀图书在韩版权输出，翻译出版铁凝、莫言等中国作家的100多部文学作品。在本文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如何促进中韩出版交流的思考。

　　文化交流中需要两种动力，一种是友谊，另一种是需求。我之所以在韩国认真地介绍中国作品，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作品在韩国的出版已经具备了以上两种要素。并且，由于韩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为基础，所以要不断地从中国文化中吸取必要之养份。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理解以惊人速度发展和变化的中国，介绍翻译中国作品也就势在必行。但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出版界并没有准确地理解中国书籍，仅仅是在已经存在的狭小范围里重复出版以往的作品。

　　我还是研究生时，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在中韩建交之后，我不断地往返中韩之间，开始着力尝试改善这一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30多年之间，由于完全的隔断以及相反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彼此排斥，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断，且这种中断一度被固化。记得我读研究生时，从香港三联书店邮购有关唐诗的书籍，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出版社名字的关系，书籍竟然被列为禁书，禁止入境。因为当时韩国当局认为“人民”就是共产党。这种沟通的不顺畅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中韩两国的经济交流得以恢复并大力发展，但韩国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性了解依然不足。韩国书店充斥着重复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或历史著作。关于孔子的书籍大约有200多种，关于司马迁的《史记》和庄子的书籍也有数百种，但类似的书籍每年依然会出版几本。与之相对，除了以上几个人物外，介绍其他历史人物思想和生平的书籍则相当匮乏。

　　在此背景下，我从2001年开始，一年间往返北京三四次，在各书店间穿梭。我购买的书中，有一半是为了自己阅读，一半是为了介绍给韩国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2003年，我连续为一个从未出版过中国书籍的出版社策划并代理出版了两本中国书籍，当时一度成为畅销书，引来无数媒体的关注和介绍，出版社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那时起，众多韩国出版社纷纷开始联系我，并表现出对中国图书的无限热情，不知不觉间，我策划和代理的书籍超过了200种。当然，经我介绍的书籍，并没有都成为畅销书。但是，我很确信，通过这些书籍，韩国读者对中国的固有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发生认识上的转变。比如，我策划翻译的《辩经》，此书对中国的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大部分韩国人认为曹操是“乱世奸贼”、淫邪残忍的人物，而诸葛亮则是智慧的化身，是被尊敬和崇拜的对象。但曹操在管理人才方面能力出众，所以才能成为皇帝；诸葛亮不信任身边的人才，事事亲为，最终过度劳累而死。 像这样对中国历史人物的重新介绍，有助于韩国人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产生具体又崭新的理解。

　　现在，韩国已经成为中国图书作品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在韩国，偏重介绍中国古典作品和中国历史作品，而现在，中国作品已经在所有领域得以广泛介绍。但最核心的问题是翻译家相对不足。引入好的作品，却无法准确翻译的话，这就会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问题。能说好中国话的人不计其数，但能做好翻译的人寥寥无几，所以，翻译工作集中到了几个翻译家身上。我作为其中之一，因为时间有限，已经放弃了大学授课和著作权代理工作。这也是韩国的中文教学中注重口语教育，阅读、写作、思考训练不足导致的后果。翻译不是外语能力的问题，而是阅读的问题，这点非常有必要牢记。

　　总之，现在的中韩出版交流相比过去，范围扩大了，并且相当活跃，几乎被西方和日本作品独占的韩国图书市场现在明显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但是，需要改善的地方依然很多。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文学作品翻译领域。在韩国，被翻译和介绍的中国作家多是50后和60后，这就意味着，韩国读者对中国人生活面貌的理解只能基于50后和60后的视角角度，但是，悄然间，中国的70后和80后已经成长为社会主力。所以，通过文化作品看中国，为了不出现偏差，保证理解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客观性，70后和80后的作品也需要被广泛介绍。只有这样，韩国出版界才会形成中国小说市场。在此意义上，韩国“书坛子”出版社做出的出版中国年轻作家系列作品的决定不得不说是鼓舞人心又意义非凡。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韩国作品相对较少。中国人理解韩国，产生的好感大多仅限于所谓“韩流”的韩剧和流行歌曲。问题是韩剧和韩国年轻偶像的歌舞并不代表韩国文化。难道说，除此之外，值得中国人从韩国社会吸收的其他文化形式不存在吗？为了让中国人好好理解韩国，韩国的古典和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很多领域的作品也亟待在中国被介绍和翻译。只有如此，中韩两国才能对彼此形成正确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强化友谊和合作。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道：“冷战以后，世界秩序由文化圈之间的冲突来规定，把整个世界分为9种文明圈，中国和韩国属于同一‘中华文明圈’。”我完全同意这种区域划分。如果脱离了意识形态，就很容易明白中国和韩国有一样的文化基因。彼此无法正确理解，就谈不上合作和沟通，现在正是通过出版交流强化中韩两国相互理解的时候。

[时间：2016-11-09  作者：出版商务周报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