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申报职称时，编辑图书获奖、发表论文数，是其中的重要评审标准。但这恰恰是教材教辅编辑的弱项。不少教材教辅编辑可能50岁还评不上副高职称，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说。 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提出，“做教育出版就是社会价值的体现。”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目前，国家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权重提升至50%，顾华明认为，在此背景下，教育出版要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拳击选手和跑步选手

    

　　教材教辅编辑是拳击选手，畅销书编辑是短跑选手，让拳击选手去跑短跑，怎么跑得动呢？郑可的这一形象比喻，道出了当前教育出版绩效考核中遭遇的尴尬——教育出版如何调整绩效考核？

    

　　顾华明从苏教社实践出发，提供了绩效考核可借鉴的思路——“加强分类指导”。苏教社以三大营销体系服务不同的分社。比如在以基础教育为主的两大分社：小学和中学分社，营销总经理是分社副社长，分社社长和总编辑全面管理编辑加工和营销部门，两者考评不是两张皮，而是形成一个体系板块。

    浙江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周俊提倡，在考核机制上，要体现公平、激励和引导原则，他尤其强调考核指标的多元化，尊重编辑出版兴趣，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

   

　　编辑对技术可以不精通

    

　　教育出版的数字化道路虽然起步早，但遭遇民营公司的竞争也更激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说，目前教育出版最大的威胁是技术公司。但王世平也体会到编辑掌握技术还相对容易，让技术人员了解教育内容难度更大。所以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让编辑精通技术不现实，但必须要了解技术。

    

　　刚从鹭江出版社到福建教育出版社担任常务副社长的江金辉，在过去6年一直在做数字阅读和互联网投资研究。在他看来，教育出版社经济效益好，但同时人才结构相对比较传统，他的经验是，一方面在转型过程中要有耐心和决心，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业务来带人才。

    

　　不少教育社在尝试数字出版实践中，采取的都是围绕项目稳扎稳打的策略。上海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耀东提到，上海市政府提出要编写复合型教材，这意味着整个教材编写形态会发生变化，这对于编辑团队重塑角色、把握潮流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