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稳增长”首先要保住基本的经济增长率（今年的底线是6.5%），也就是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量部分。以2015年的GDP规模计，2016年的经济增量必须至少达到4.4万亿元人民币。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优先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这一点达不到，也就顾不上实现其他“调结构、促转型”的目标。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存在结构性的巨大惯性，兼顾两个目标的确存在很大的挑战。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日前在国内的一次论坛上，谈到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看法。朱云来表示，经济形势不能只看增量，还要看存量。经济像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综合的总体，不是只看一项指标就可以的。比如人们比较多地只关注了“心跳”——经济增速，现在经济增速是6.7%，有人说觉得没动，但实际情况可能有点心跳过速了。我们讲经济增量，总是吃激素想把心跳加快，但吃多了人会超重。 

 

　　如果GDP增长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更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那么应该看什么指标呢？ 

 

　　首先，要看资产回报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估算，今天中国的总资产可能在600万亿到8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所有经济实体财务报表的资产总计）。以资产增量而论，2012年到2013年，一年资产增长就是78万亿，但同时债务增长也将近50万亿。这意味着，资产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持的，货币增长仅仅是债务的反映，只要一贷款就产生债务、创造债务。现在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已到了150多万亿，基本规则是乘以2，所有经济实体的债务总额至少有300万亿。这些基本数字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如果总是追求量的增长，你增长得越多，经济“体重”就越大，资产回报的能力就越低，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所在。 

 

　　如果从资产回报率来衡量，可以看到很多投资是低效的。最典型的是中国的房地产扩张，按朱云来的估算，现在国内仅仅在建的住宅就有5、60亿平方米，再加上投资的房子也有60亿平方米，现在中国差不多有120亿平方米，按人均30平米可以住4亿人。因此，房地产不能再搞扩张了。如果这个行业仍在吸纳大量的投资，那无疑是在制造新的结构性问题。国企投资也在降低资产回报率，国企得到资金的成本较低，它还带有一定的政府推动，要完成政府要求的投资，这样投的越多，回报就越低。有统计称，从企业层面看，国内信贷的流向大概有30%左右流到了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是国家信用，银行也大部分是国家信用，两大信用彼此成为毫无顾忌的借贷关系，创造了货币膨胀，导致国企债务率全球第一。 

 

　　其次，衡量中国经济要看民企投资和外商投资。由于民企和外商投资与国企投资的动机不同，债务责任不同，因此衡量经济形势，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民企和外商愿不愿意投资。今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是2.5%，比上半年放缓了0.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与整体投资增速（8.5%）的差距在扩大，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21.1%更是天壤之别；从前三季度投资到位资金来看，外商投资到位资金同比负增长21%！由此可以看到，作为市场窗口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反映出了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预期很不乐观。还值得一提的是，当经济低迷、市场不佳时，可投资领域也在不断收缩，这种情况下，国企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显着增加。 

 

　　第三，要看中国的消费增长。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平缓。2016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整体上低于2015年的同期水平。不过，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大幅上升，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与投资增速放缓带来的贡献率降低有关系，即有此起彼伏的相对比例变化的原因。影响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长情况。中国的消费升级势头已经拉开大幕，但前提是居民收入必须升级，有了收入增加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根本不用担心消费起不来。就此而言，今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3%（低于GDP增速6.7%），实在算不上一个让人乐观的数字。 

 

　　衡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不能只看规模增长的总量指标，更应该看重体现效率和结构的其他指标——资产回报率、民间与外商投资增长、消费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这应该是更能体现中国经济转型与活力的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