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电子技术的进步，已经达到网络无所不能的高度，似乎没有什么传播的边界了，好像一切都可以在网络这个无边的空间里随意播撒，也有人认为传媒人已谈不上什么“史家”的责任了。

 

　　事实上，作为平台的网络主体，至少仍然有着话语的留置权与选择权。打开一个网站页面，关于栏目的设置、置顶的意图、内容的选择，还有影像的剪辑，色彩的运用等，都无不体现着一定的编辑意图。

 

　　西方有这样的谚语：“数字不造诳语。”可是，事实是，在数字化已成为社会取向，大数据发威于自动生成新闻等技术领域后，数字和比特并不能自动说明什么问题，它的解读依然离不开传媒人的主观立场。

 

　　人的责任总是要有一定的对应物。如过去人之对应于环境空间的责任尺度比例就很小，工厂烟囱的冒烟不会引起社会责任的问题。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一切环境行为都会有环境责任的对应。这是因为，环境要素的重要性上升了，而且环境监测者作为第三方，其监督作用无处不在。而在传播空间当中，无限的网络空间，也并不是没有人检测，并不是没有可以测量的尺度，人的传播行为要接受包括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尺度检验，它的检测来自于多个维度，而且具有实时与延时兼备的受测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检测与监督是伴生关系，没有不受监督的传播客体。

 

　　以往，纸质的媒介以其易存性和容量的确定性，成为历史可靠的对应检索物。现在，有人心中不确定的是，海量、易变的电子媒介，能够具备历史对应检索物的品质吗？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是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储器，分享与共享是互联网的特征，只要一上网，再怎么也改不掉分散存储于无数社会公众中的原始状况，因此，信息的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二是目前技术已经取得了保存海量原状信息的能力。世界上一些大图书馆，已经把包括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所有的原始数据保存起来，这些今后就是宝贵的“数字化石”，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源头性的资料。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古代传统，今天已经被赋权于新的媒介主体。没有了专司其职的爵职，却有了更超迈的责任范畴，这是媒体人的荣光。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