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一则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刷爆朋友圈: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授奖词评价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迪伦此前还曾获得过包括格莱美奖、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消息传出来。朋友圈都炸了,大家纷纷表示,民谣歌手获得诺贝尔奖,这真是最大的意外啊!汪峰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我的神,诺贝尔只是时间问题。再过几百年,你那些不朽的诗句依然会在空中飘扬……”李健也同步更新微博“真高兴,各路优秀的艺术家们终会在人文的路上相遇!”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迪伦是他“最爱的诗人”之一。真是不会唱歌的诗人不是好的文学家!
几乎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季都是一场狂欢,博彩业也好,科学界也好、文学界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能被广泛调动积极性。为什么?
有人专门介绍过诺贝尔奖的评价机制,指出虽然每年村上春树都会被拿出来作为赌注或者被调侃,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入围诺贝尔奖,到底走到了哪一步,这个需要在五十年后才知道。
这就是诺贝尔奖的魅力所在。就是因为诺贝尔奖不可预测的意外和惊喜,比如伟大的民谣歌手获得诺贝尔奖,既可以说是活久见,又何尝不是实至名归!
想起来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的一篇文章,《诺贝尔奖为何最权威?因为获奖者不用像乞丐一样填表和自吹自擂》,只看名字,我就可以想象得出,作者写这篇文章时内心的愤懑和怨气。
中国人民大学陈传席教授曾写过一篇名为《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的文章,在文中,作者建议:以后评奖也像评诺贝尔奖一样,由有关部门找一批权威专家参与,由权威专家推荐,再评比。如果权威专家自己的作品也被另外权威推荐,那么评到他的作品时,作者必须回避。评好之后,再公布。这样可以少折腾作者,不要让他们为评奖到处兜售自己,到处拉关系,长此以往,知识分子人格降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应该的。看到陈教授写各类评奖时令人斯文扫地的江湖,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出版行业的出版基金评选过程。
刚过完十一长假,出版社就收到科技部《关于征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通知》,每年一度的科技部出版基金评选活动又要开始了。
科技部的出版基金评审过程,首先需要作者完成书稿的80%,其次有三个不同单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推荐者写推荐信,另外还需要填写承诺书等等,过程颇为繁琐折腾,评审过程漫长,需要大半年甚至一年才会出结果。这样的评审机制很自然可能带来某些弊端。
比如,有些很好的作者、很好的著作,不想折腾便直接放弃申请,自然降低了基金的权威性,因为有一些真正好的科技著作成为基金的遗珠。
其次,有些作者申报了基金,也获得了资助,却在后续交稿时一拖再拖,甚至出现弃奖的情况,也使出版基金受损,挤占了其他申请者的名额。
假如,我们的出版基金也能采取诺贝尔奖这种方式,不需要作者申请,也不针对将要出版的图书,改为由出版社推荐已经出版的图书进行资助,又会如何呢?
这样,把科技出版基金变成科技著作资助,变成奖励已出版的好著作的奖金。
比如,对于科技部出版基金而言,差不多都是每年的8月份到9月份之间申请,那么可以修改为,出版奖金面对的对象是头年8月份到次年8月份之间已经出版的图书,由出版社提交本年度内容质量高、读者认同度高的书目和样书即可,不需要作者出面,甚至作者都不需要知道自己的图书被推荐参加基金评选,也不设职称壁垒,不需要权威推荐。
一旦图书获得出版基金资助,当年的图书进行再次印刷也不是难事,重新在封面或者内封印上出版基金资助的logo,将出版基金奖励给作者本人。作者为了撰写优秀的科技专著付出了心血,获得奖励理所应当。
这样的操作,既可以提高出版基金的使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出版基金的权威性。再多的权威教授推荐,也不如读者的真正体验。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图书,才有资格真正获得基金的资助,获得奖励,这也应该是出版基金设立的初衷。
有人质疑,将奖金颁发给作者不合理,不符合出版基金的财政管理制度。殊不知,此时的出版基金就是给予年度优秀科技著作的奖励,和其他科技奖励一样,科技著作也是科技成果,既然其他科技成果是奖励给完成人,那么科技著作的奖励也可以直接奖励给作者。
对作者而言,获得这种基金奖励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更用心更有创造性。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本书的出版,是否会获得出版基金的资助。这种荣誉是意外,是惊喜,更是认可和激励,完全可以避免现行制度中,作者在申请资助时费尽心思、交稿出版时心不在焉的窘况。
对出版社而言,更是省心省力。编辑们用心给作者做好书就好,提高图书的质量不需要在协助作者申请时劳心劳力帮作者写推荐,申请到后劳神费力地催稿,甚至最后作者弃奖不交稿,编辑白白浪费之前的所有劳动。
说不定,出版基金评审流程改变一小步,未来学术专著质量能提高一大步!
[时间:2016-10-19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