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作为文化事业，出版的源泉在于对创造、创作和创意的执着追求。重振出版，并不是要对其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但绝对不能对其有一丁点儿的亵渎，出版需要文化滋润，也需要浪漫情怀，出版没有夏天，但也决不会迎来冬天。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靳淑敏与李朝明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出版呓语。

　　　　　　　　　　　　　　　　　　　　　　　　　　　　靳淑敏、李朝明 / 广东教育出版社

　　时下关于图书出版的话题不胜枚举，但都可归结为一点，就是出版行业不景气，做什么书都压力重重，生怕搞不好“两个效益”。思想的弦绷得太紧，行为就扭曲了，本来正常的动作也显得不那么自然了。

　　“市场图书”风靡下的出版异象

　　笔者就来说说其中的一些异象。曾几何时，突出冒出一个“市场图书”概念，编辑一下子如坠五里云雾。图书历来就是商品，有定价，读者消费自然要掏腰包，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是如此，难道现在出版的图书去象牙塔了？

　　其实，现在所谓的“市场图书”有它特定的内涵：数据指标——开卷监控的市场排名以及畅销书销量等各种数据，似乎没有它，图书在市场上就混不下去了，更遑论出版单位和编辑个人的地位和名誉。开卷监控系统俨然成了图书在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开卷数据也逐渐成为图书在市场上沽名钓誉的标签。

　　于是，追名逐利者不断涌现，各种掮客、花样迭出的虚假销售大行其道，其目的无非两个：要么完成市场考核指标保住饭碗，要么诱导读者自投罗网。

　　又想起一个为出版人津津乐道的成语——洛阳纸贵。它原指西晋都城洛阳之纸，因大家争相传抄左思的作品《三都赋》，以至一时供不应求，货缺而贵。后喻作品为世所重，风行一时，流传甚广。老祖宗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暂且不论。这个经典案例实质告诉人们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必须要附着在具体物质形态——纸上，至于作品本身的内容价值有无定价，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也许在古人看来，精神的东西是无价之宝，没有标准可以衡量；也许是古代生产条件艰难，物质匮乏，物质需求比精神更为直接。而我说古论今的目的，是想探讨未来出版业还有何种可能，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过去用纸来体现作品的价值是唯一不二的选择，但现在这种唯一性已经随着传播媒介和途径的多元化而被打破。尽管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借助纸质印刷才算正式出版”这个思维惯性导致的结局，要么成千上万册的纸质图书被迫化为纸浆，要么被街头小贩论斤两售卖而作践。每每见到此情此景，出版人的心都凉透了。

　真的没有纸质出版需求了吗？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反问，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住出版的脉搏。近年来，我们被数字出版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对新技术和新社会观念变革下的出版本质缺乏思考。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跳出工具论者的牵制，重新认识出版、定义出版，以至重新构建出版体系呢？

　　出版精神与出版情怀的没落

　　当我们把出版从各种繁杂纷扰中剥离出来时，我们又会如何去行动？先看一条登载在各种杂志上的常见声明：

　　本刊声明

　　凡向本刊投稿，请同时授予本刊稿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各种媒介出版权。如有异议，请务必在投稿时注明。

　　可能我们对这样的声明早已司空见惯，也可能对它带有几分偏见。然而，其中所隐含的对出版本质的担忧恐怕很少有人关注。笔者以为，出版就形同专利，这种专利的表现形态是视社会和市场需求而动。一个出版项目就是一个专利，是一个独立的知识资源和品牌资源，不可侵犯，它的价值和权利主张只能由凝聚在出版中（一种观念形态而并非实体）的一般社会劳动所决定。因此，出版的本质就是对一种特殊权利的拥有。否则，对出版的任何构建都显得苍白无力，也容易被误读、甚至被恶搞。

　　但是对这种特殊权利的拥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知名编辑或知名作者以及他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正所谓，作者用著作创造财富，出版社用出版实现财富，而这一财富是需要反复雕琢的璞玉，是圣洁而高尚的人间自在尤物。它的历程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可惜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又有几人能理解呢？

　　放眼现实，出版人如同丧家之犬被逼到死角，每天都在为“五斗米”发愁，出版的工匠精神正在逐步衰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又一次被印证！

　　出版社如何成为训练有素的“骏马”

　　还记得英国同行曾说过的一句话：“对于出版社来说，最大的财富不在于拥有的资产，而是它的声望和知识产权。如果把出版社比做马，那么声望是马的血统，知识产权是马腿。”这是一个形象而精辟的比喻，也道出了出版人的自豪情怀！马，马腿，马的血统，与出版联系起来做个联想，我们会品出什么滋味来？

　　先说马。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出版社都不可能做桀骜不驯的“野马”，而应当成为训练有素的“骏马”。也就是要对它扶正祛邪。“扶正”不是圈养，而是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引导下，给它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成为传承、积累、弘扬和创新文化的重要推手，迸发出强劲生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和法律似乎起着决定性作用，好政策当具有社会统计学意义，而不是按预设的因果关系行事。而当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方面亟待改进。过去，政府扶持的“示范企业”、“试点企业”，享受国家多年的优惠政策，但他们的成长带动了整个国家出版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吗？再看现在，对出版社实行的各种指标考核、工作干预、指定计划等，有多少促进了其发展，又有多少制约甚至阻碍了出版社的发展？而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圈养”思维所导致。

　　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来看，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除弊革新都是当务之急。

　　再谈马的血统。血统论似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它的生物学意义是不可改变的。一匹马能否成为骏马，血统至关重要，而出版社的血统意义则在于声望。读者买书，作者投稿，都会首先考虑他喜欢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都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也可以称为一种声望。可以说，出版社的声望就是作者和读者对出版社的认可程度。

　　声望是出版社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声望的树立不在一朝一夕，不是靠明星绯闻式地博眼球，而是靠知名作者和知名编辑的辛勤耕耘和细心呵护。在我国，但凡称得上“出版大家”的都拥有著名学者、作家或教授头衔，这是一道有别于国外的独特风景线。因为他们，出版社的声望蒸蒸日上，名扬海内海外；也如老酒，愈陈愈香。

　　反观当下，一些出版社被眼花缭乱的市场蒙蔽了双眼，以至于出版业的各种奇闻轶事如百草丛生——人才东拉西凑、事业发展本末倒置、跟风仿冒等等。出版的立身之本，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声望的树立从何谈起？

　　如今，也到了该重振出版的时候了！重振出版，也并不是要对其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但绝对不能对其有一丁点儿的亵渎。它需要文化的滋润的，甚至需要浪漫的情怀。作为文化事业，出版的源泉在于对创造、创作和创意的执着追求。如今，个人的创造力、灵感、天赋和创作自由，都有足够的空间得以施展和实现；同样，出版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更需要出版社自身的磨练和锻造。

　　出版没有夏天，但也决不会迎来冬天，它永远在春天里，出版人用心耕耘，就能听到它静静花开的声音。

[时间：2016-09-05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