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出版

　　对于少儿出版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一方面，如果没有社会效益，少儿出版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还要遵循出版物的传播规律，获得市场的认可。

　　少儿出版是一项神圣的工作，更是众多出版人担负的使命。在刚刚召开的第31届全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社长热议“少儿出版如何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社会效益是刚性需求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以后，成为市场主体，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出版集团上市，使得出版单位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好地调动起出版人的积极性，越来越善于整合资源，也越来越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

　　但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迫使出版社每年都要面临巨大的经济指标增长压力。因此，有的出版单位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缩短了出版周期，降低了出版要求，出版了一些良莠不齐的少儿出版读物。

　　作为专业少儿图书出版单位，特别是少儿出版人，可以说身上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出版给孩子看的书，不仅仅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更是帮助一个人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肩负着对一个人一生负责的重任。

　　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拥军指出，去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要求出版社更加重视社会效益，这是出版业进一步向前更好发展的需要。各少年儿童出版社应贯彻落实好《指导意见》，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把关能力；要提升出版质量，精益求精抓编校；要优化出版结构和特色，既鼓励出版社做大做强，又鼓励出版社走“精专特小”的专业化道路；要切实做好主题出版，丰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要扶持未成名作家，增强原创能力。

　　对此，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简称“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认为，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是社会对少儿出版的刚性需求。

　　对一个出版社社长来说，既要考虑经济效益的层面，同时也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周晴说：“社会效益的考核说到了出版的核心。作为出版人，都有着对出版物质量的追求和要求。如果出版社是负责任的和有一定文化追求的，在整个出版工作过程中就应该重视社会效益考核，而且社会效益考核要高于经济效益考核。不是每一个出版社都可以做少儿书，应通过社会效益考核提高少儿出版的门槛。”

　　同样，在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朱富民看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的本质是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关系。他坦言，作为出版人都抱有文化的追求和理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本身是少儿出版的内在效果。没有经济效益也不会有社会效益。

　　对此，李学谦表示：“少儿出版是大众出版，大众出版不传播，社会效益就无从实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资源要通过市场配置。更重要的是大众出版物的社会效益是在传播过程当中实现的，不是在编辑过程中实现的。一部出版物如果读者不买来看，社会效益根本无从实现。所以编辑编出来的好书，只有卖得动、卖得多，传播范围才更广泛，社会效益也会更大。”

　　社会效益引导经济效益

　　不能否认的是，出版社首先还是一个企业，要靠自身的努力实现发展，特别是经济效益方面取得快速的发展。那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如何引导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表示，目前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路径还是比较多的：“如可以将一些获奖的优秀图书通过在大型书城集中陈列；将优秀图书纳入到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的基础书目中去。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就可以将社会效益很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正如张克文所说，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后，作为企业的出版单位在相关考核方面会更加自觉和有动力，否则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变成两张皮。

　　不难发现，在少儿图书市场上，能够收获社会效益的图书，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周晴谈到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套书前前后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部门的十几个编辑就没有做其他事情，主要就在做这一套书。社长的压力在于，这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是很难从经济效益上来考核的。但这两年来看，这样的投入产生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胡坚也谈到，湖南少儿社一直在打造原创作品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努力，2013年该社开始策划了“四叶草丛书”，力推新人新作；去年又开始侧重打造湖南本省的文学新人，为此策划了“红辣椒丛书”。胡坚坦言，这些努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并不差。

　　如何考核社会效益

　　如何考核出版企业，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作为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社会效益到底考核什么，又该如何实现量化？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敖然认为，考核量化体系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去对应。他分享了童趣的合资方丹麦艾阁萌集团公司，一家重视经济效益的欧洲出版公司是如何重视社会责任的例子：他曾经到艾阁萌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依次围绕社会责任、诚信原则、如何做一本好书展开，而最后才讲到市场。

　　李学谦说：“社会效益考核不应该是事后来追责。将是否能列入国家资助项目、是不是获得奖项等这些条件，作为社会效益的基本考核指标是不合适的。毕竟能够列入政府出版规划、列入重大项目的图书还是极少数。”

　　胡坚认为，落实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内部的考核上要在不影响编辑和业务积极性的前提下，调整管理方案。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常青也认为，要出台一个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可能更多的是要调动出版社和编辑的积极性。海燕出版社社长黄天奇认为，在社会效益考核时，如何进行设计和量化，形成一套比较容易操作的考核体系非常重要。

　　在敖然看来，社会效益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出良心书，图书的内容质量应该符合儿童出版的基本标准，这既是社会效益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要求、出版要求的基础。第二要以能够让自己孩子阅读为标准，向社会提供出版物。第三，社会效益不能仅仅针对出版社，也要对渠道有所要求。面对如今图书市场的价格战问题，敖然提出：“渠道在做作品选择的时候，同样也要遵循一个标准，不能因为低折扣而放弃一些质量更高的书。”

　　据广东新世纪出版社社长孙泽军介绍，从2014年开始，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制定了有关社会效益考核的制度。在质量管理方面，该社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内检制度，这使得编辑对编校质量产生了敬畏感。此外，该社对出版一般图书的编辑不进行利润考核，而是对每位编辑进行入库码洋考核，考核通过非常严格的选题论证制度保证了实施。

　　在中少总社既有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社会效益指标大概占45%。在选题规划方面包括了各产品线整合、原创比例、结构是否合理等，同时下一步还要加强主题出版工作；在选题论证方面，严谨、规范和市场调研等都是考核的依据；出版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读者反馈和投诉等都是重要的考核标准。据了解，中少总社的考核指标只落实到中心不针对具体编辑，对编辑的考核由各个中心负责。中少总社的产品召回制度、编校质量标准都作为绩效考核的项目。

　　李学谦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效益的绩效考核还要落实到编辑队伍的建设当中去，比如企业文化的传承要怎么落实等。”

　　健康生态亟待建立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对出版单位提这样要求毫无疑问是应该的。但是怎样营造一个有利于贯彻“双效”相统一原则的出版生态环境，也是非常紧要的。

　　目前图书市场上充斥着伪书、跟风书等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因素。许多社长纷纷表示，希望社会效益考核政策出台以后，能够使得出版生态发生很大的改变。

　　明天出版社总编辑李文波认为经济效益的压力还是源于来自市场的压力，现在市场环境包括整个图书的销售环境、销售渠道形势都非常不好，价格战已经不局限在网络渠道，战火已经烧到了地面店。新蕾出版社社长马梅也坦言：“畅销书诱惑力太大了，出版单位对于社会效益虽然在态度上是重视了，但是在落实的时候还是有偏离的。所以社会效益考核应该是一种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未来应该重视的不是出版结果的考核，而是出版环境和生态的构建。因此，马梅认为，“实现‘双效’统一，原则上应该避虚就实。”

　　因此，整个社会效益考核不能只是简单地把社会效益指标建立起来，最终要解决的是对出版生态的构建。就像马梅说的：“最终应该还出版环境的是绿色而不是灰色，还出版生态的是精致而不是低质，还出版人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焦灼。” 

 

[时间：2016-07-06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