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确认了当下中国制造业已拥有的竞争优势 ，并相当肯定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 +”计划，认为上述这些行动将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密切关注美国在重塑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作为最具市场竞争敏锐洞察力的制造业行业领袖，受访企业家有关先进制造技术将是释放未来竞争力关键的一致判断，同样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共识。至于对全球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预测性分析、物联网、以智能型产品和智能型工厂为特征的工业4 .0，以及先进材料等等，其实正转化为中国企业的实际行动。 

 

　　上海证券报发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文章表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制造业进步神速，成就显着。最突出的，当属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正在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华为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昔日偶像爱立信，甚至在手机制造上也取得了相较于苹果公司的某些竞争优势。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为之于中国经济的战略价值，远远超过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只是一个较为尴尬的现实是：在中国制造业集群中，像华为这样具有高端产业链竞争优势的企业实在太少，且华为本身也不时面临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的国际约束。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制造业多年来积累的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削减，成本连年攀升，部分领域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尽管政府在大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但要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显然说易行难。而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在产业资本大举进军虚拟经济且联手金融资本不断抬高虚拟经济估值的情势下，难免造成概念的炒作与赚快钱意识的膨胀，从而可能导致制造业发展路径的扭曲。当然，中国各大互联网巨头大举进军制造业，的确在丰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升级路径。但互联网企业对制造业的渗透乃至高度介入，应当遵守制造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核心制造技术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首要依靠，这一点万不可动摇。 

 

　　环视全球，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先进制造，其躯干或曰依靠，仍然是本身就很强大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互联网只是扮演着工具的角色。对此，切不可本末倒置。如果再将时间光谱往前回望两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发展制造业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第一要务。即便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业已渗透经济领域每一根毛细血管的今天，制造业的规模和整体现代化水平，仍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指标。 

 

　　就中美两国战略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国能否在整固制造业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深耕高端产业链，是中国能否由超级新兴经济体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与金融强国迈进的核心环节，也将直接决定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实际地位。 

 

　　文章称，尽管中国经济在不少数量指标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在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研发、制造业以及金融竞争力等领域，仍与美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其中，基于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制造业发展是最重要的支撑，只有在此基础上，拓展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美国的真正优势在于，既有举世无双的服务业，更有掌握高端价值链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未来制造业与发展模式的竞争，主要还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据这份《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受访的企业首席执行官确定，人才是制造业竞争力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成本竞争力是整体竞争力中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其后依次为生产力、供应商网络和法律法规。73%的受访高管认为，德国在人才方面“极具竞争力”，日本 (67%)和美国(66%)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而培育大批资深技术工人，提升全社会发展技术商业化的专注程度，正是我们的短板。扭转这个局面，需要时间，需要恒心。 

 

　　基于此，我们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制造业结构整体升级，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培育。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加大对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并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以期在战略转型中锻造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需着力在制约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为此亟待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发资助等多个方面采取立体综合措施，以有效激励各种形式的自主创新。 

 

　　从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科研与要素投入而言，尽管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企业确实发展得具有相当活力，但也存在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比如企业在达到了一定规模后，便倾向于简单地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忽略了产品升级以及产业转型的动力；比如新的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时常遇到较大阻力，这与中国关于创新培育政策某种程度缺失有着一定关联；比如由于中国相对内敛的传统文化惯性，虽然政府、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近年来不断强调创新，但要形成催生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与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