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不是“兴奋剂” 

 

　　文章称，2016年，各地区在设定增速的时候改为“区间”增长，转变了之前以确定的目标值来稳定预期的一般思维。加之明确要进一步“去产能，调结构”，在地方报告中，增速目标下调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比如江西、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只有西部的重庆、贵州、西藏三省市区仍然设定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目标，东部省市的GDP增速目标多半设定在6.5%-7%的目标区间。 

 

　　对于处于被动的省市而言，增速目标设定多半是为服务于国家战略大转型与调整的需要；主要资源大省的增速2010~2014年期间逐年下滑，降速约7个百分点左右，GDP平均降速也达到5个百分点。除广东省、海南省、贵州省和西藏区部分年份回升之外，其余27个省市区下滑时间持续5年。 

 

　　从统计数据来看，其中，陕西省2014年的增速相比于2010年减慢了9个百分点，辽宁省该数值也是8.4个百分点，湖北和湖南2省增速下滑5.1个百分点，河南和山东2省都下滑了3.6个百分点。 

 

　　今年年初各地区、主要城市上调经济增速的预期，实质上是给中国经济打入强心针。反观历史数据会发现，区域层面实际经济运行或高于预期，或低于预期，高出的概率更大；全国层面，实际增速总会高于预期。 

 

　　大城市仍旧是区域增长的重要支点 

 

　　文章表示，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已经出现了不断拓展的新局面。在城市层面，经济增速调整却完全呈现出另外一种场景，同时期各地区主要城市GDP的名义增速差异较小，降速数据差异较大。 

 

　　回看全国主要城市的GDP名义增速，2005年-2009年多数城市增速高达50%左右，这5年可谓城市和区域的高增长黄金期；其中的大部分城市，以超过30%的速度持续增长，抓住了黄金10年实现了更新换貌。城市GDP的名义增速下滑区间，主要集中分布于8-10个百分点之间，且东部城市的下滑幅度要明显低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城市，借此主要城市增长数字及变化可以判断所属区域的经济冷暖程度，发展的未来趋向。

 

　　2014年，笔者深入到东北、华北和华东、西南多个城市调研，农业大省辖属的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增速调整幅度越大，东北的城市尤为明显。 

 

　　透过近3年来快递数量增速变化，可以发现广东、浙江和上海等东部省市区经济增长更具活力。近年来，各地区各大中城市都热衷于将经济增长或是发展概念化，诸如“互联网”、“物联网”甚至是“绿色”、“低碳”、“大数据”等类似热点词汇也给东部地区和城市增添了活力。 

 

　　在南北和东西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和南方省市区及其辖属主要城市经济增长一直具有活力；缘于东部和北方地区增速放缓，即便是进行不同维度的比较，地域性差距确实得以缩小。 

 

　　近5年来，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速总是高于东部沿海，大区域协调性和联动性不断地得以增强。对区域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进行解构，处于重要地位的主要城市增速调整导致所属省区经济普遍下滑，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仍然是辖区内的主要城市。而主要城市，通常是被视作某一区域经济增长的支点进行重抓。一旦划定不同的城市群区域，即可将不同区域经济的连续面（经济区）、断裂面（行政区）分割成多个凹凸区域，超大或特大城市以及其腹地区域构成凸起的经济区，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是凹下的经济区。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新区域，主要城市群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如长江中游、长三角、成渝、哈长等城市群，成为引领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点。 

 

　　借助钢材和水泥产量剖析区域增长 

 

　　文章称，笔者近期完成的两项研究发现，水泥和钢材两大工业产品的生产都取决于经济以何种速度在增长，用水泥和钢材产量描摹区域经济发展有其可行性。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而进行的水泥、钢材产量调整已经逐渐呈现出顺周期规律，而且生产水平都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全国乃至各地区的相关工业发展都内嵌了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10余年来，水泥产量调整速度明显加快，不同地区的周期性特征不尽相同。东部省市水泥生产提早缩减规模，比如山东省2007年、2008年都减少了产量，此后以低于5%的低增长速度持续了6年；浙江省，2006年的产量增速达到9%，其后2007~2014年8年时间里出现了3次负增长；广东省，2008年后增速或高或低，出现2次负增长，2013年增速高达17%。与东部地区不同，2009年后中西部内陆地区一直是高增长态势，仅四川省2012年的增速为负（-7%）。 

 

　　2015年，不同地域下降幅度差异巨大，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产量同比增速分别为:-29%、-16%、-11%，7个省市的降幅均在14%以上；华东、中南缩减幅度约2~4%，西南地区降幅约0.30%，西藏的增速高达44.18%，福建和内蒙的增速也由负转为正。 

 

　　纵向看，2015年以前，全国钢材生产量仅1981年出现过唯一的一次“负增长”；各地区有所不同，但出现频次在时间点上的分布却是连续的。 

 

　　横向看，1981年全国28个省市就有20个出现负增长，只有新疆、宁夏、云南、广东、河南、湖北、安徽、天津等8个省市区正增长。其余年份，1992、2003和2009等3个年度，所有省市区都是正增长；2008年，又有12个出现负增长。 

 

　　笔者以某一地区某一年度的增速超过30%，年份数至少出现7次来界定，细数历经生产规模快速扩张的省份，它们分别是:天津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陕西省、宁夏区、海南省、贵州省和广西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钢材产量变化1%，各地区的GDP就会变化0.4%；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水泥产量的影响系数约1.4%左右。 

 

　　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判断 

 

　　文章认为，自2013年开始，国家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已经转向如何将衰退程度最小化，打破增速最大化的思维惯性。在稳中求进战略大背景下，概述区域经济运行总体趋势:在集聚中趋近于平衡，局部地区的平衡内嵌于全局之中；城市经济，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各地区城市抱团竞争态势越发明显。越是在经济增长急速调整阶段，各种有利因素（人口集聚和工业化进程）和不利因素（需求疲软、财政和金融处于不稳定状态）都会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对经济平衡发展造成重创，可观测到的经验事实即为经济波动、总量和结构失衡加剧等。 

 

　　区域经济增长故事的背后，是经济总量赶超的一般规律在起作用。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轨迹绘制，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分权经济治理结构，不同行政层级经济体展开竞序，结果使得地区和全国总量不断地得以做大；国家层面，经济总量赶超大国的过程已经积累起丰富经验，省域赶超型总量增长实践的内容丰富。 

 

　　在“供给侧”改革策略安排下，为化解经济运行风险的各项政策效果会逐渐显现出来。根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宏观经济增长波动的趋势的一致性做出判断，中西部内陆地区的高增长还将可能持续4~5年，尔后终将滑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当各地方政府逐渐地回归经济增长的本质认识，以更高姿态审视发展之要义——以人为本，增长速度会逐渐变成一个数字，增速调整可能更有利于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