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变革都不可能毫无阻力，全局化、结构性的大型改革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不遇困阻，那么，当下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概念尚需要消化又迫在眉睫的改革，应当如何破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的建议是：加强顶层设计，给地方容纳改革受挫的空间，在合理的激励之下，推动全局改革。 

 

　　时代周报：2016年，“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如此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国情出发，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主要看到的是，政策扭曲导致我们的供求无法匹配，导致出现低效企业、僵尸企业，出现了目前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相并存的状况。因此，第二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对于扭曲地的、导致结构性问题的政策要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么调整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经济能够重新良性运转——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扭曲地运转。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供给侧的粗浅问题为切入点，以结构性的重大问题、扭曲问题为落脚点，以改革作为基本的举措，这是最简单的一重理解。 

 

　　刘元春：金融是首要方面，第二是劳动力要素，第三是技术要素，还涉及电力资源、运输资源等方面—几乎涉及各个要素市场。 

 

　　当然，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说，目前要素市场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市场——现在金融市场扭曲的地方非常多，导致了金融泡沫出现，以及其他很多问题；土地市场也是如此，存在大量扭曲。 

 

　　时代周报：权威人士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各方专家们对于“供给侧”这三个字已经解读了很多，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结构性”这三个字呢？ 

 

　　刘元春：“结构性”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结构不合理，比如说第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第二个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结构，第三个收入分配的结构，还有一些具体的产业结构，这些都不够合理，需要改革。 

 

　　目前，我们需要从过去这种高投入、高出口、高资源、高污染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未来内需拉动、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环境友好这样一种经济模式进行转变，需要实现这种转变，经济结构就要做很大的调整。 

 

　　这样的大调整体现在各个方面。第一，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很突出和一些高能耗的重化工行业；第二个，就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品牌的供给又严重不足—这里面都体现出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结构性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中国处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的增长的转换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结构转换的增长期。 

 

　　时代周报：中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比如美国、欧洲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 

 

　　刘元春：内涵的确有所不同。区别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西方的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上、集中在财政领域。而我们国家，结构性改革体现的领域就非常广，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还会体现在商品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领域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第二，我们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大部分来源于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手—政府在过去过度干预，从而妨碍整个市场正常运转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中国结构性问题，就是原来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在目前这种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化受挫的环境中，那么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出现了绝对的过剩—而不是相对的过剩。因为，我们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少是由于原本供给全球，而目前全球化受挫，导致中国出口不畅，因此导致了目前这样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我们的结构性问题既有短期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又有我们体制、机制扭曲所带来的供给不足、需求不足相并存的问题。同时还有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中国的结构性很有特殊性，跟西方并不一致。 

 

　　刘元春：它实际上属于我们财政这一块，政府改革以及财政，就是重新定位的这一块，因为税收它会导致扭曲，财政的收入、支出都会是一个激励体系和约束体系。所以就我们的改革来讲，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第一个是我们的“简政放权”，第二个是我们深层次的以财政体系改革的这种政府权力的重构，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才是我们一些监管体系的调整，有些地方就是要放开，但是有些地方它又必须要强化它的监管。第四个方面是说我们要通过政府的有所作为来纠正市场失平的问题，来为我们新的经济增长供给创造良好的这种创新氛围和政府支持的问题。 

 

　　时代周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重点任务”进行。但是，“去库存”似乎也是需求侧的问题？ 

 

　　刘元春：“去库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因为过去房地产供应量过大，需求不足。现在我们由于过去土地财政的驱动，导致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房地产供应严重超过了正常的需求，而这个又成了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转中间的一个毒瘤，如果这个没有很好地处理，有可能会引发房地产乃至金融风险，因此说去库存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就是指三、四线城市过高的房地产库存。 

 

　　“去库存”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没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跟供给相关，它只是以供给侧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时代周报：2016年3月，作为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智囊，身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直指当前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存在的空转弊病，并表示要对于已进行的改革定期“回头看”，对于正在制定的改革要提高方案质量，确保改革不空转、不走样。如何理解他说的“改革出现空转”？ 

 

　　首先，目前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了一些理解的偏差，把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理解成供给调整，把一场改革，理解成一场行政性的运动。 

 

　　其次，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可能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一种模式，因此这场改革中，一方面需要我们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层面进行协调；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的基层自主创新，但目前来讲，基层创新的动力机制不足。 

 

　　我们没有给基层创新改革受挫的空间，也没有给它相应的激励，这样就导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被地方理解成为“供给调整”—简单地进行某些企业的关停并转、僵尸企业清退，而没有在我们的政府和政策调整层面来做文章，这是最大的问题。 

 

　　刘元春：第一，就是顶层设计要做实，要把一些大的改革尽快推出来。第二，就是要给地方创新一定的空间，建立地方创新的激励体系—这都很重要。第三，就是大家都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一个战略，而不能把它看成一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