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记者走访了深圳数十家制造业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倒闭引发的震荡仍在持续。虽然有一些企业仍在维持，但代工制造业的冬天已经来临。

 

　　与此同时，富士康、雷柏、三木、保千里等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或者选择升级主业，或者努力开拓新业务。一大批创业者则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放下包袱颠覆过去，全力进军未来产业，他们的尝试将决定深圳这座城市的世界硬件设计与制造中心能否走出焦虑和彷徨。

 

　　代工业寒潮

 

　　明星企业倒闭波及数百供应商

 

　　杨明义的这个春节不好过。此前大客户深圳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昌）突然停产并放弃经营，他的货款120多万要不回来了。

 

　　福昌电子曾是深圳的明星企业，作为华为和中兴的一级供应商，主要代工生产手机壳的上盖、下盖、中框，以及机顶盒配件，据说员工最盛时超4000人。在手机制造行业内，其属于产业链的中上游。

 

　　2015年10月8日，福昌发布《关于公司放弃经营及涉及员工权益的通告》，称“因公司涉诉、银行收贷，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现决定即日起停止生产，公司放弃经营。”杨明义看到后，第二天与其他数百名供应商以及数千名工厂员工走上了街头。

 

　　工商资料显示，福昌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金色。

 

　　多位供应商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福昌老总陈金色在看到行业竞争激烈，公司难以生存之后，就将公司资金转移至个人名下，导致公司资金链发生断裂，拖欠供应商4亿元欠款以及大量员工工资。在维权事件发生后，有70-80家供应商将福昌起诉至法院，还有约200家供应商统一找律师与法院沟通，提出重组。

 

　　杨明义正是其中之一。这位向福昌提供模具五金配件等产品的供应商说，“行业现在当然不景气；但最严重的是，福昌老总陈金色把公司给掏空，难以容忍。”

 

　　新京报记者从一位福昌现任高管处独家获悉，在陈金色一度被控制之后，供应商代表接管公司，艰难地维系着福昌的生存。在他们组织下，部分生产线已恢复生产，但主要是完成已有订单，新订单寥寥无几。春节过后，只有20多名员工回来了，开工时间也变得晚了。

 

　　2月19日，新京报记者来到了福昌，几个门卫警惕地让新京报记者做完了入厂登记。尽管招牌依然高挂，但大门口显赫位置却贴着一份《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预重整公告》。而新京报记者走访厂区看到，整个厂区的车间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员工在车间里组装零部件。

 

　　福昌并非深圳倒下的惟一一家硬件代工企业。在这波始自2014年，在2015年迅速蔓延、延续至今的制造业寒潮中，有福昌这样的明星公司，也有大批随着一起倒下的小供应商们。福昌的倒下则标志着深圳近年来小型代工制造企业的倒闭蔓延至中等规模企业。

 

　　2015年12月，拥有2600员工的深圳中天信电子科技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解散全体员工，上百家供货商聚集公司门口追讨货款。中天信与福昌同属深圳明星企业，除了代工三星、华为、中兴等手机组装之外，还负责部分T2锤子手机OEM生产。

 

　　据媒体报道，此前东莞京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鸿楷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也先后发布破产声明，破产后同样有上百家供应商追讨货款。

 

　　杨明义对新京报记者说，福昌欠款120多万倒是其次，最主要还是订单上。“他们是我们大客户，他们停产后，我们的订单一下子就少了30%。不过也不止我们一家，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杨明义说。

 

　　淘汰加速

 

　　缺乏创新的中小企业苦苦支撑

 

　　福昌公司的倒闭一度震惊了深圳，但在一些行业内人士看来，福昌的倒闭存在某种必然。

 

　　新京报记者在春节后走访了十数家制造业企业公司，在被问及福昌公司倒闭一事，他们均表示有所了解。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深圳手机配件企业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称，“企业大面积死去并不意外，该死的肯定会死去，但它总会想方设法晚点死！”

 

　　此次倒闭的福昌，其主要生产手机和电话机的塑胶外壳。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不少手机厂商开始大规模使用金属外壳，导致福昌电子的订单越来越少，最终引发资金链断裂倒闭。

 

　　业内人士认为，3C市场竞争加剧、产品迭代加速，市场对创新乏力的供应商淘汰作用明显。

 

　　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智能）管理中心总经理兼EMS中心总经理陈锋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为什么一些有一定规模的手机行业制造商会倒闭，因为深圳的手机卖的是白菜价钱，很多手机厂商一台手机只能赚一块几毛钱。这样稍微有付款上的差池、资金周转稍微浮现问题，一些风险就很容易爆发。

 

　　“一个大企业，一年销售几百万、几千万台手机，一年几百个亿的销售额，利润不到10%，即使低到1%-2%，也可以生存。如果是小企业，比如年销售额5亿，毛利润5000万，纯利润也就不到2000万；但如果一个客户一张2000万的订单货款没有及时收回，那它就运转不下去了”，陈锋说。

 

　　凛冬已至，深圳一家手机配件企业负责人援引美剧《冰与火之歌》的一句格言说，现在生意确实难做，但大家还在硬撑着。“我一朋友天天在微信朋友圈抱怨说没钱要倒闭，但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还是说‘我过得很好’。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不希望别人、尤其是生意上的朋友知道他的情况”。

 

　　“现在中央在搞供给侧改革，要去产能，大家一想起这个就想到煤炭、钢铁，但其实手机行业何尝不是如此。智能手机厂商一哄而上，市场早在2014年就已经饱和了，但真正有效的需求国内的手机品牌又能提供多少！苹果三星卖的这么火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前述手机配件企业负责人称。

 

　　深圳市长许勤也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近五年来大力推动增量优质、存量优化，五年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7万家。

 

　　成本高企

 

　　平衡对企业与工人的保护成关键

 

　　行业竞争加剧背后，深圳市用工成本也在急遽增高，令企业倍感压力。

 

　　自2015年3月1日起，深圳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2030元，较上年增长12.3%。整个“十二五”期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政府设定的13%的增长目标。

 

　　陈锋表示，国内手机加工行业在劳动力上的成本非常高。“现在企业给客户的加工费是按照一小时一小时算，但劳动法非常严格，请工人就不能按照小时算，所以说没有订单的话怎么请工人。很多手机加工企业一年可能10个月时间比较忙，如果在10个月没有赚够12个月的钱，另两月没订单的话，那些工人工资怎么发？没工资发不就得倒闭吗？”陈锋称。

 

　　在日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凡此种种，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

 

　　“后续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楼继伟称。

 

　　对于劳动力成本高企，作为农民工的王兵并不认同。

 

　　现年28岁、有两个孩子的王兵来自山西，在深圳龙岗区一家玩具公司就业。之前他曾在龙岗帮一个亲戚做皮毛批发，但由于镇上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少了很多生意愈发难做，于是他也在去年进入了一家玩具企业。

 

　　“在工厂待遇怎么能说好呢？包括我们工厂在内，好多附近厂子现在都给交社保，还有年终奖领，可如果不加班的话，满打满算一月3000元”，王兵说。在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深圳，对许多工人来说，3000元已不再是一份有吸引力的薪水。

 

　　春节开工后不久，新京报记者在深圳龙岗区工业片区走访，不少工厂已经在大门口张贴着招工信息；而无一例外均详细标注了加班费标准，正常加班费基本均为17.5元/小时，假日为23.3元/小时，法定假日加班35.01元/小时。

 

　　大象转身

 

　　增效减员转型创新多管齐下

 

　　作为深圳制造业中坚力量的大企业较早发觉了行业环境的变化，已经行动起来。

 

　　富士康位于深圳“关外”梅观高速西侧的厂区与华为隔路而望。自从梅观高速免费之后，这条高速几乎成了华为与富士康员工的上班专用通道。新京报记者春节后走访该厂区了解到，跟一些或者因倒闭停产、或者因订单下滑而推迟开工的制造企业不同，初八开工的富士康已经全面开工。

 

　　据富士康宣传部门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正通过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公司也设立内部孵化器，以激发员工创新力。

 

　　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机器人等自动化生产线替代之下，深圳富士康厂区员工数量已经从之前的30万人降低到20万人。

 

　　更多的企业选择创新和转型。

 

　　主业为彩电、手机和家电的TCL也在业绩压力下推动产品升级。TCL品牌管理中心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现在可以说所有的消费产品行业都产能过剩，这是目前中国实业发展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和问题所在。

 

　　在传统主业低迷之下，TCL以互联网手段对其进行升级。上述负责人称，TCL彩电业务目前是整个TCL品牌最重要的基础。其在美国市场销售突破100万台，并实现赢利。

 

　　TCL方面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其旗下主要产品在行业低迷背景下均实现稳健增长。

 

　　离TCL不远是在无线鼠标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雷柏。受传统主业不景气影响，2015年，雷柏预计2015年净利润为亏损2.3亿元至2.5亿元。“2015年是公司转型过程中，传统主业的触底一年”，雷柏科技副总经理兼董秘谢海波对新京报记者称。

 

　　谢海波说，雷柏已经将外设业务从研发部划为市场部管理，因为技术已经成熟，而销售人员对市场最敏感。而雷柏找的新利润源则是网吧。

 

　　“网吧过去是解决消费者上网的入口，比较低端；现在随着PC普及，网吧形象日趋高大上。键盘鼠标是它的生产工具，为了吸引消费者所以愿意采购；而全国有13万至14万家网吧，接近1350万台PC，市场机会非常大”，谢海波说。

 

　　新京报记者走访雷柏位于深圳坪山新区的厂区看到，自动化生产线已遍布整个车间。而一间新的车间正在安装一条全自动生产线，雷柏生产部门负责人介绍，仅这条生产线就能节省50多名员工。

 

　　此外，在无人机领域，雷柏旗下子公司深圳零度正在追赶目前行业第一的大疆。

 

　　雷柏科技副总经理兼董秘谢海波称：“大疆是无人机领域内的NO1；但与对方相比，我们在渠道、供应链以及生产制造上占有优势。比如在消费级的无人机上，我们和腾讯合作，生产傻瓜机，就发挥了腾讯在社交上的优势。”

 

　　从头创新

 

　　小企业甩掉包袱颠覆式转型

 

　　距离雷柏在深圳南山区的办公地址不远，陈锋所在的三木智能前身为三木通信集团，目前正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其传统主业是手机方案。

 

　　陈锋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我们公司来说，做手机和平板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谈；而且要靠量，没有稳定的量是不行的”。所以两年前我们就开始转型。

 

　　目前，三木通信正在从一家单纯的手机方案公司转型为移动互联终端+制造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业务已经涵盖4大领域：车联网终端、智能家居终端、移动终端、其他物联网终端。陈锋透露，三木已经和一家新兴企业做了车载后视镜。

 

　　深圳南山区高新技术企业云集。位于此地的一家上市公司保千里正在筹划打造P2N（P即是个人或实体企业，N即为网络）。

 

　　据保千里董事、副总裁陈杨辉介绍，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视像产品，包括图像采集与分析、图像显示与处理两大系列，应用到汽车视像、民用视像、商用视像、安防视像等多领域。

 

　　陈杨辉举例说，未解决服装商户的体验问题，他们提供一台具备虚拟现实技术的大屏，消费者只要进入商店，其个人身高等信息就自动录入系统，点击大屏即可完成衣服试穿。

 

　　智能硬件领域成为小企业瞄准的焦点。

 

　　张昊之前曾创立一家女装电商，公司在两年时间内销售额做到3000万。然而，2013年9月的一场大火让张昊彻底转身。

 

　　在此之前，他已经意识到服装电商并非彻底意义上的“创业”，而只不过是一个贸易商。公司遭遇大火之后，资金链差点断掉。在熬过艰难期后，张昊将公司交给一位合伙人，自己主动转型，做起了行车记录仪，即车叮咚。

 

　　“车叮咚的特点在于交互性，并拥有音乐等多种媒体资源。去年1月样机问世后，我就北上北京，马不停蹄见了几十位投资人，20天内搞定第一轮融资，得到了知名投资人徐小平等人1200万人民币的投资。特别是徐小平的背书是非常重要的”，张昊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硬件设计与制造中心的深圳拥有深厚的产业积累，而智能硬件领域是传统制造业和互联网的结合领域，与政府所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不谋而合。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结合点正是在于智能硬件。

 

　　但是，试图将制造业和互联网两大行业结合起来的创业者既感受到了其中的张力，也体会到了其中隐含的矛盾。

 

　　车叮咚创始人张昊说，智能硬件正是传统制造业和互联网的结合点，两方面各有优缺点，前者的一大优点正是在于成本控制，而智能硬件行业的未来也在于将两方面人才和经验产生合力。

 

　　“在智能硬件领域，深圳的优势在于人才储备和产业积累，但传统行业的升级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创新精神，企业要有壮士断腕、自我颠覆的决心，但这对于习惯了既有思路和业务的传统企业太难了”，一位创业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