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的效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跨越式的增长，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226美元，相当于撒哈拉以南最贫困国家的1/3。而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7575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前段时间一位权威专家提到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超过50%”，但林毅夫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还有20多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从全球角度来看，二战以后有100多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其中仅有14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从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事件。 

 

　　但一些学者考察了100多个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体样本，对这些经济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关数据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高。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确实慢了下来，但我们把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放在纵向历史的维度和横向国别比较的维度来看，这一速度并不低。中国依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即使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新常态”， 6%-7%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来看仍然是很高的，只要我们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就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笔者想与大家分享五个观点。 

 

　　1.以开放促改革 

 

　　第一个观点是最根本的战略，即深化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战略。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所谓的中国模式即遵循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使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出去等。中国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做了正确的事情，通过改革开放让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以发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目前上一轮改革的红利发挥殆尽，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按照过去成功的经验逻辑，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特征之一是地方试验逐步推广，如现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自贸区内最重要的试验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中国目前对产业资本的进入还不够开放，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我国仍使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即使是鼓励发展的产业，资本投资于这一产业仍需要审批。“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也只有中国仍在继续使用，其他国家都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发达国家则全面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清单上明确列明的产业，外资进入时需要审批，清单上未注明的产业，外资进入则仅需备案。用“负面清单”对外资进入进行管理，意味着所有产业都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资本可以在各个产业间寻找投资的机会，从而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很大。以外商投资为例，投资的形式有企业、股份股票、债券贷款、期货期权、特许交钥匙、知识产权、许可授权等。投资的准入阶段分为设立、获取、扩大、管理、经营、运营、出售等。中国2014版的负面清单仅涉及企业投资的形式中的设立和获取阶段，其余进入市场的方式以及准入的阶段我国仍未有明确规定，自贸区的经验也尚未推广到全国，这意味着我们仍有巨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越低，资源配置效率则越高。在美国，即使是监狱这样的机构也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CCA公司就是这样一所私人监狱，其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公营监狱。与公营监狱相比，CCA公司的监狱建设费用能节约1700万美元。CCA所经营的监狱，每万人逃脱人数为1.16人，每十万人中自杀人数为30人，而公营监狱的数据分别为5.51人和48人。这个例子说明了降低行业进入门槛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一些垄断行业完全可以放开准入，使大量的资金获得投资机会和收益，从而带动GDP、销售、税收、就业，经济就会持续增长。 

 

　　2.发挥大国综合优势 

 

　　第二个观点是发挥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无论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优势。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主要采用的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靠出口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使企业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均GDP很低，国内市场尚未启动，沿用东亚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和美国比肩，按人均GDP计算中国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游客在全球的购买力惊人。 

 

　　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大市场的特征，企业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满足海外市场，这是东亚其他经济体无法做到的，“亚洲四小龙”本土市场很小，无法靠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发展，世界上只有俄罗斯、欧盟、美国、印度以及中国这些大的经济体可以做到。 

 

　　中国如果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大国的优势一定要充分利用。以高铁产业为例，高铁等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前期付出大量的研发成本，研究与开发活动是具有规模经济的，只有市场足够大时，才能分摊研发费用，使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上可行。中国发展高铁产业经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出击海外市场”三个阶段。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广阔，国际巨头西门子等公司愿意通过向中国转让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来分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则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将高铁的研发费用在全国范围内分摊，既取得营运收入，又实现技术升级。近年来，中国高铁逐步走向海外，进军全球市场，这是大国带来的技术升级优势。中国台湾等小经济体就无法发展高铁，因为其内部市场不够大，没有规模经济性，产业发展必须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中国在研发费用大、技术难度大、需要有国家工业实力作支撑的产业，有可能实现技术升级从而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 

 

　　除了中国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可以利用国内市场进行技术升级外，技术变革特别快的行业，中国的国内市场也有助于中国弯道超车。 

 

　　互联网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且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机会弯道超车，培育全球领先的企业。事实上，中国的腾讯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公司。互联网产业的特征是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对传统产业进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彻底颠覆其产业组织形式，极大地促进市场竞争和产业效率。这类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竞争之地；这类技术进步快的行业，中国有机会迅速赶上发达国家。 

 

　　国内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背靠市场大、消费者多的中国市场，其产品和服务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推广和获取收益。在与最终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业中，中国的大国市场具有极大的优势。按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大力发展另外一类跟消费者相关的产业，如电影等文化、体育类产业，因为我们拥有大量的观众和市场，就有条件做得更好。虽然我国目前电影等文体行业仍存在很多管制和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解决将会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另一个特征是地区间的异质性。中国的人口不是平均分布的，中国的地图按照腾冲-瑷珲县黑河的“胡焕庸线”分为两块，在这条线的两侧中国的人口及其他各种资源分布不均衡。中国内部的差异性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使产业可以梯度转移。东部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如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慢，这些地区原有的工业企业一部分已不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企业和技术工人可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和当地的要素禀赋相结合，继续带动我国的GDP发展，从而可以避免当年“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产业转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导致的长期经济停滞。 

 

　　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收入水平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时，由于国内异质性较低，无法将产业在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必须把产业转移到海外，丧失了原有产业的就业和税收，一旦新兴产业发展受阻，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利。产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后，上海等东部地区的城市则可以腾出资源进行产业转型，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们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地区进行产能转移，这样国内每个地区可以站在“一带一路”更大的区域合作角度来定位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发展战略。在更广的范围里面制定战略和配置资源，意味着更高效率。 

 

　　3.构建动态比较优势 

 

　　第三个观点是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现在面临真正的问题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哪些产业具有全球竞争比较优势？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每年劳动力增长率不到0.5%，但是劳均资本及其增长率在增加，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很快，R&D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逐年升高。人力资本总数虽然基本不变，但是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过去二十多年资源性密集产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不到20%逐步上升至2012年超过50%。这反映了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则逐步形成竞争优势，现在中国对外出口中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这种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将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 

 

　　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的增长需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首先必须培育有效市场，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破除各种要素壁垒和产业限制，培育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培养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次是针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对于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政府要进行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对于领先型的产业，应鼓励其开发适合国内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政府则利用采购、税收、标准等政策给予支持。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实行退出型产业政策，政府帮助企业转移生产环节，帮助产业工人转移到其他产业。 

 

　　4.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第四个观点是积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国际贸易已经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20世纪末一个典型的美国服装品牌的生产流程一般是意大利设计-印度采购面料-韩国采购辅料-中国台湾采购配件-中国大陆生产加工-中国香港检验包装-美国销售，中国大陆仅能获得简单加工的收益，美国公司是这条价值链的实际建立者和控制者，能获得价值链所创造的绝大部分收益。中国现在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创立品牌，做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同时，提高海关的通关效率，提高自主设计能力，在原有的生产加工基地失去成本优势时，将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带一路”国家转移。 

 

　　我们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而不是被锁定于某一个环节。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且在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的位置，往往并不掌握产业升级的主动权，更遑论主导全球创新链。这也是导致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未来，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被新的技术、智能制造、服务所渗透，而这些对创新的要求都较高，因此，如果不能从单纯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则我国的产业升级也很难实现，在国际上也无法获得较高的竞争位势。 

 

　　然而，在实践中，价值链和创新链并不存在先后次序的问题，二者一定是共生共荣的，传统上我们价值链往往体现着产业不同环节的价值分布，而创新链我们一般是指一项从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生产销售整个过程的链状结构，主要揭示知识、技术在整个过程中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可见，价值链和创新链都有着产业这一共同的载体，是产业价值实现、产业环节融合发展的体现，是要素优化组合、合理配置的过程。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往往在并行发展中会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初期时一般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也一般被外资所主导，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干中学”实现自主创新链的升级，则整个价值链就有被固化在低端的风险。因此，价值链得以升级的高级形态即是逐步成为具有“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等特征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5.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五个观点是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称之为支柱产业或者支柱工业。而战略性产业是未来有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有希望成为支柱的产业。现在的产业逐渐会被新兴产业替代，未来哪些产业有可能成为支柱产业？政府需要考虑培养未来产业的问题，这是非常具有风险性的决策。一旦政府产业政策所倾向的产业并不能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那么意味着其他真正需要支持的产业的投资机会被压缩了，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具有一定的风险。 

 

　　人类经济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美、日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美日两国所采用的思路和技术路线不同。日本人选择用机器替代人工，致力于发明工业机器人、生活机器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美国则通过发展高科技，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作系统的效率。由于美国的国情是没有办法直接补贴给某个企业的，于是美国通过支持一些国家性的军事国防工程，如登月计划等。这些工程看上去没有实际的商业价值，但是先进的技术一旦被商业利用并且生产，就有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促进了高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了美国海军内部之间沟通的技术，最终诞生出了全人类因此受益的因特网。美国还有一大批乔布斯、比尔•盖茨那样创新型企业家，他们的创新是熊彼特说的“创造性毁灭”，是颠覆性、毁灭性的创新，重新建立新的市场，重新定义新的市场，从而使得美国的人均附加值提高了。 

 

　　最近，中国由工信部牵头成立了“中国制造2025”的领导小组，规划了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全面提升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规划了10个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产业、航空航天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产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电力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农业机械装备产业。中国希望在这些产业中能够培育出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此外，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还需要解决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武装力量问题和道德制高点问题，使其他国家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