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何代欣文章表示，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下，中央首次明确提出GDP增速的具体数值。其战略指引意义非同一般。作为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财政政策，理应尽快明确导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助力保增长、调结构。 

 

　　积极财政政策在增收困难和增支刚性中前行 

 

　　文章称，2015预算年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赤字率扩大到2.3%，进一步稳定公共支出增速，实施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税制改革，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等具体部署被一一推进。 

 

　　从收入看，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月度同比增速只在6月和7月分别为13.92%和12.54%，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余月份月均同比增速没能超过7%。可以说，传统意义上那种依靠增收进而增支的通道，在今年并不顺畅。然而，财政收入超预期的困难，并没有令积极财政政策退缩。从支出看，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只在1月有所减缓，其余月份月均同比增速超过20%，两倍于同期收入增速。将这两组数据与本年度前三季度6.9%的经济增速放在一起，更能发现积极财政政策对保增长的作用。减收和增支两大推手，无疑将财政政策在经济困难期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充分发挥了出来。 

 

　　新目标让财政政策可有更大作为 

 

　　文章指出，如果说短期内的保增长需要有特殊的政策刺激，那么未来五年，保持年均GDP增速6.5%以上，则有待长远打算。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也可以有更大作为。 

 

　　首先，中国经济迈向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发展，为财政政策顺势而为提供了条件。一般而言，在没有具体政策目标情况下，财政收支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会大致同步，但此类情形极少发生。自凯恩斯起，市场经济不再容易失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之中发挥的矫正作用。虽然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用数量化的货币政策代替财政政策，但这种选择往往出于本国财政灵活性降低及债务可持续性压力，而非财政政策本身无效。如果将政府所有收入、支出和资产纳入大财政框架分析，那么中国财政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显然在同等量级的经济体中属于稳健甚至有力的那一类。 

 

　　其次，现代财税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发挥财政稳增长、调结构支撑作用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税制方面，“营改增”大幕已步入尾声，环境税改革则接踵而至，研究中的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改革，更是备受关注。支出领域，自从2008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后，财政民生支出呈现刚性增长。当我们发现，自2010年以后，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马车”时，不能忽略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在其中起到的显著作用。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步伐从未停歇。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地方性政府债务的审计及清偿、各类财政库底资金的盘活等等，既是基于现代财政制度体系标准的建设，也是为了更好地培育财政政策，支撑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实质性举措。 

 

　　积极财政政策有更新含义政策层面仍在不断优化 

 

　　文章认为，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财政政策更应凸显大国财政的特征。“十三五”期间，要保持GDP年均增速6.5%以上，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需要自我更新，更需要彼此配合。 

 

　　第一，发挥财政自稳定器的功能，尽可能维持税收中性和公共支出的福利特征。与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具有的生产性特征不同，如今的积极财政政策正从“台前”转向“幕后”。间接带动而非直接拉动——既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有限财政资金效力，又避免了财政活动对正常经济运行的影响。 

 

　　第二，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数量化联动。今年以来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频繁调整，对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主要税种的影响显而易见。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本与约束，不同以往。未来数年，货币与金融环境的变动只会加快，加强对收入与支出增速预测以及各级财政可持续性的管控十分重要。此外，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在本轮世界主要货币重新定价过程中所受影响亦需要重视。毕竟，“大财政”下，国有资产收益及保值增值，是巩固财政实力和能力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将财税改革支撑经济增长发挥到“十三五”，乃至更远的未来。建立真正意义的财产税和科学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已经历多年探索。从间接税税制，走向间接税与直接税彼此平衡的税制结构，依然不那么容易。这仅仅是诸多财税改革，攻坚克难的缩影。相比较保增长任务，财税改革本身的艰巨性一点都不小。目前的基本共识是财税改革依然“在路上”。先前改革者们的进展，正激励后辈完善“94税改”，并为构筑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