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今年也很难达到7%的官方目标。此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6.3%。显然，国内活动疲软和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正在显现。 

 

　　中国还在失去长期增长动力，生育率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抑制了劳动力扩张和资本积累，并且中国利用技术驱动的生产率进步也越来越困难。 

 

　　所有这些挑战让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及其哈佛大学同事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认为，根据“回归均值”理论所隐含的历史增长模式，中国增长在未来二十年可能下降至2%-4%。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增长模式一直是“不走寻常路”，因此它一夜之间回归常规轨道似乎也不太可能。 

 

　　类似地，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也有缺陷。林毅夫认为，中国可以继续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二十年，因为它拥有持久的“后发优势”，这一优势与其他因素一起，通过技术赶超美国带来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但这一观点没有考虑“条件趋同”的标准增长理论：只有拥有可比结构特征(比如劳动力技能和制度质量)的经济，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才会趋同。 

 

　　出于这些原因，我提出一个较为中庸的观点。我预测，到2030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下降至5%-6%。这一预期基于一个条件趋同框架，而该框架又基于过去三十年中国独特的增长经验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经验所产生的数据。 

 

　　和林毅夫不同，我认为难以避免的中国经济减速很快就会到来。但是，和萨默斯不同，我不认为前景必然苍凉。这一情景的关键是决策层让中国经济转向更平衡、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以现实的预期为基础。他们决不能错误地处理不可避免的挑战，比如那些来自国内制度缺陷、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的挑战。 

 

　　任何有效战略的第一步都必须承认，对于如此庞大和不可预测的经济体，政府不能依赖直接干预或宏观经济政策。相反，政府必须实施改革以刺激生产率、抵消增长的下行压力。 

 

　　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和金融——改革十分关键。中国领导人必须改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土地使用、兼并和补偿效率，并构建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严格监管并由银行(其中许多为国有银行)主导。要改变这一点，政府需要推进基于市场的信用配置。中国需要灵活高效的金融部门，以有效监督和监管的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此避免资产泡沫、支持生产性和创新性企业。 

 

　　类似地，促进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而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增加国内研究能力也能够培育创新。 

 

　　改革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也能够刺激生产率。最近宣布的国企改革是令人振奋的一步。除了促进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强化公司治理和便利商业经营，国企改革还承诺向非国有投资者开放能源、资源和通讯业。新一轮国企改革应该坚决贯彻下去。 

 

　　随着中国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向基于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些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重新配置资源，使其从出口导向型行业流向服务业可能导致生产率不可逆转地下降。类似地，鼓励企业提高工资的政策将增加家庭收入和国内消费，但涨工资也可能侵蚀出口竞争力，阻碍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只靠再平衡政策无法大幅提高平均产出增长率，因此对于中国的长期前景，强化生产率至关重要。 

 

　　目前要保持每年7%的漂亮增长数字，同时又要推进再平衡和改革，但风险在于，在改革措施起效前，当局仍可能需要依赖短期刺激以实现增长目标，从而加剧资源配置不当和结构性弱点。考虑到去年中国总债务水平已达GDP的282%(已经超过了美国)，影子银行部门继续鲁莽地向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借贷可能给经济带来金融危机的危险。 

 

　　要避免这一结果，中国应该在未来几年将增长目标降至6%左右。这样一来，它就可以追求让经济走上更平衡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之路所需要的深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