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先 两统一”指明出版方向

一优先两统一出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即一优先、两个效益、两种价值、两种属性)等命题,为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引起了出版界人士热议。本报邀请各方专家,以系列报道的形式,解读《意见》,以助业界深入领会贯彻精神。

  社会效益放首位 多出好书是关键

  “社会效益”作为《意见》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对出版行业的实质性理解。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曾表示,社会效益和导向不仅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企业的发展线。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牢牢把握正确出版导向,切实维护好我们的品牌,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具体到出版业,《意见》中提到的“社会效益”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个优先”,又如何实现“两个效益、两种价值、两种属性”相统一,防止剑走偏锋?

  正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所说,“《意见》明确出版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回答了出版企业到底是干什么的,走什么样的路去发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认为,“社会效益,简单来说就是‘出好书’,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对出版行业的实质性理解,出版的实质是创造精神财富、传承文明。”

  什么是好书呢?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满足时代需求的书都是好书。目前中国发展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是“五位一体”建设,“四个全面”战略等,出版就是要反映时代需求,为时代的发展提供积极、有用的营养,就是知识、思想、观念和技术。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谈到,“社会效益是图书产品的本质特征,出版是用思想推动世界进步,通过传播思想、知识和观念等方式,推动当代的社会向着更高的社会阶段迈进。” 

  图书以内容、知识和思想滋养人、教育人和培养人。人最大的满足是精神满足而不是物质满足,而最大的精神满足则是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观念、技术、思想与理想、信念和道德,实现创造的社会价值超过耗费的价值,这也是图书育人的功用所在。

  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不仅仅在于正能量思想的传播,还在于建设统一的价值观。现在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必须坚持向上的价值观,还需要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意志,社会难以形成合力向前发展,需要通过出版传播先进的、进步的、能够促进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形成共识。

  “一优先、两统一”也是制度保障

  《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指出了该如何实现和保障社会效益最大化,如“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完善资产监管运营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等。对于出版业,《意见》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为出版企业保障“一优先、两统一”即出好书指明了道路,明确了制度。

  企业怎么制定制度保证出好书呢?政策层面需要哪些扶持呢?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指出,“《意见》的出台仍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实现,国家层面是制度保障,企业内部则是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包括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制度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资本投入等各个方面,在实现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相统一的轨道上运营”。

  何林夏认为:“从出版社层面保障出好书,需要有机制来保证,包括如何考核、评价与经营管理出版社,这涉及到3个非常重要的向度,一是经营理念,二是管理模式,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首先在经营理念上,出版社的政策、制度和对员工的教育,要体现和传导企业负责人对这个企业的要求,理念上获得大家的认同,沟通成本就大大降低。出版一是文化产业,二是创意产业,三是同仁行业。同仁行业里如果大家志不同道不合,走不到一起来。第二是管理模式,核心是考核评价模式,考核模式的核心是薪酬体系。如果保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薪酬是指挥棒。第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在品牌上长期经营。”

  在基于社会效益的内部机制建设上,一些出版社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透露,“建工社去年出台了学术著作出版统计办法和学术出版基金管理办法,计划每年出资200万元专门资助学术出版。”同时该社对社会效益突出,需要三五年才编辑好的大型丛书、套书采取额外考核方式,按照项目完成程度考核,对效果进行评价。 “《意见》出台之后,我社对这种方式更加理解和接受。”

  除了传统的三级选题论证、三审三校制度,时代出版还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下功夫。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田海明透露:“时代出版在2009年率先在全国出版行业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2014年又率先实施内控管理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运作,对出版业务的社会效益管理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重塑,对出版物的社会效益首要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保障作用。”

  效益是“两统一”的试金石

  优秀的图书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出好书”,出有社会效益的书,不仅意味着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强调“社会”这个维度,还要强调“效益”,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出好书”的发力点不仅要“正”,还要讲究“细”和“准”。

  童健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应该是两统一而不是两张皮,社会效益不是孤立的,悬在空中的。国有文化企业承担社会效益,追求文化使命,是其应有之义。在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必须通过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影响群众,扩大文化产品的传播和影响力。最终社会效益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愿意看、买得起、用得上,还是要体现在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上。文化产品变成了商品,广大群众消费它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否则的话都是空的,体现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强化意识形态的属性,达到好的作品‘影响人,感染人,鼓舞人’。”

  田海明也持类似的观点,“对政策条文的片面理解,最大的可能就是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忽视经营管理,这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助推力与倍增器,不能忽视,必须加强。政策是不是被忽视或者是片面理解,关键在于政策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是不是有推动落实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很多出版社有自己的“条块”性质,需要通过市场服务于所属行业和地域的发展大局。

  据沈元勤介绍:“我们现在做‘十三五’规划,和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十三五’规划作对比,把将出版重点选题方向与行业工作重点与国家和部委政策配套,引导行业发展,如城市规划、城市管理、节能减排、生态文明、住房的建设和改革等行业重点。我们的出版很多是应用性的出版,两个效应结合得很好,市场需求大。”

  作为少儿出版的领军人物,李学谦指出,“少儿出版必须重视经济效益,因为孩子们的成长有阅读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资源的配置条件已经变了,作者、用纸、印刷都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也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少儿出版一定要有人买、有人看,如果没有人买,社会效益没有办法实现。少儿出版作为大众出版的一个品类,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想办法把书卖出去,对艺术性、可读性和贴近性都有很高的要求。社会效益必须通过传播、影响受众来实现。传播必须通过市场来卖出去,通过市场来检验社会效益。我们要做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要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少儿出版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家长对少儿出版的一种期待。”

  在数字出版传播上如何实现社会效益的体现也需要深入思考,同时还要加强网络出版、新媒体出版的内容把控。

  沈元勤指出,在新媒体发展时代,出版社不只出纸书,还面临着数字出版的转型和传播。出版社转型,新媒体传播上要做好融合大文章。同时国有出版机构要把好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关口,把内容组织、运营管控把握好。

[时间:2015-09-24  来源:商报 ]

黄品青微站